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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25 | 理財投資 | By 馮培漳 　　這兒說的二伯父應讀二伯「虎」。 　　若干年前曾到台山和三水之間遊覽，聽導遊說，附近有個地方叫「西南」，此地有一個稱號在廣東是很有名的，問團友知否？年歲較長的團友答曰：是「二伯父」，聽者莞然。 　　為何有此說法？導遊說，大概是此地的風氣與鄰近地區如開平及台山等地相近，男丁素有出國謀生的習慣。此類人在外埋頭苦幹，雖有積蓄但婚姻安排不易，故多數回鄉娶妻或不娶而待年老時回鄉享福，同時當然也買田買地蓋新屋。因有產而無後，故多由子侄繼承其財產或認之為子嗣，使其不致於「無仔送終」，當時十分普遍。 　　因是之故，二伯父對這些縱非親生，亦視如親生的子侄們溺愛萬分，蓋有些廣東人的家訓亦有「侄如子也」的風氣。 縱容子侄 不事生產 　　二伯父們因為有錢而縱容子侄，使他們不事生產，卻又不愁無錢花，一眾子侄就是這樣被慣壞了。西南二伯父者，即是寵壞後生之人也。 　　近日見香港人，尤其是甚具學識和能言善辯的人，每為應否在校園實施驗毒措施「大噴口水」，給人印象好像濫藥者縱有千般不是，政府採取行動去干預就是萬般不當，甚至罪該萬死。在此膠着，不知如何是好之際。 　　我相信，感到最苦惱的應是學生家長和有意改過的學生，而掩着半邊嘴笑者，當然是毒品的大小批發和零售者了，因為只要一日未有共識，則其財路仍是暢通也。 　　香港的家庭支柱成員多數都是雙職工，即夫妻均要上班者多。如果家有一老，可以照顧小孩上學下課，待家長下班回家領回者自是十分理想。如缺少此安排，則惟有靠子女「自生人性」了。過去我們一代的小孩子，自小受道德教育的濡染較多，即使讀書不多，也曉得分辨是非。 　　不識字的老祖母輩也會教你不要貪小便宜，「小時偷針、大時偷金」、「海上扒龍船，岸上有人見」、「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為」、「學壞三日、學好三年」等；至於以「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自勉者也非少見。 　　然而，隨着物質生活改善，道德觀念日漸淡薄，個人空間和權利獲得高度關注後，問題便多起來了。 　　現在的成年及少年人，動不動便強調人權及私隱，父母莫說干涉，就是問多一句也不該。我不知道現在如果有學生在校內打架傷人，校方如要報警的話，要不要先取得動手打人的學生和其家長的同意？ 　　如果有學生被打至暈厥，在他╱她未醒過來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前，應否作緊急處理，包括報警或送院？校方為此事件在校內作安民宣布時，如何描述疑似打人和被打者才可同時避開labeling（標籤）的問題？ 　　已有不少報告顯示，濫藥者會患上甚多後遺症，如壞腦、手震、爛牙、頹廢、身體殘缺包括從此失去生育能力等。這些人若不能早日改正，將來會成為家庭和社會負擔的機會極高。 爭議不斷 港前途堪憂 　　政府正為社會整體的生育率下降而多方籌謀，如提高子女免稅額等。但若放任已出生、且在成長中的青少年濫藥不理，坐看其中一部分人成為「廢人」，鼓勵生育率的提高又有什麼用？ 　　人人皆知今天香港的競爭力只餘下金融及連帶行業了，但這些行業都是「食腦」的行業，如果我們看着年輕人這樣沉淪仍不管，只知講私隱、講人權，投其所好，同時狠批政府因為垂涎他們的選票，他日要接班的年青人卻不是壞腦，就是手震，其他地方健康的競爭者都趕上來，那時我們將靠什麼讓香港人可以繼續活下去？ 　　啊，有計！可請好橋的 i-banker出來，把香港人可享的私隱和人權當成「碳排放指標」一樣，包裝賣予仍缺此權利的人吧！ 　　可否來個 compromise（妥協），就是給初犯者一次機會，重犯者不管是吸毒者、還是販賣者，都要簽具一份志願書，聲明自願放棄拯救的需要？因為他們一犯再犯、純為自甘墮落，且非此不樂，已等於向社會說明我就是不聽你的，我就是喜歡這樣，拯救他們實屬多餘！ 　　對拒絕驗毒者也可採用此法。這樣便可把犯錯願改者和執迷不悟而尚自以為是者分開，各自施教和各自處理。這樣做也不違反人權，因為選擇權在他們自己手上，無人可左右也。 　　否則，社會再這樣吵下去，等到可達成共識時，因毒癮漸深而無得救的人數日益增多，那時真是「醫番都嘥藥費」了！ 　　多年前，筆者某日上班時，突然在渡輪上暈厥。醒來發覺躺在碼頭候船室椅上。一個警察站在身旁，他早把他的帽子放在我的腦後枕着，說這樣可防血往腦上湧，並說：「唔使驚，已經叫咗十字車喇」，那時自然會說聲感謝。 　　今天？聽者可能會立即拍案而起復大罵：「有冇搞錯？你問過我叫唔叫白車未？叫邊種白車？消防處嘅定係醫院嘅？仲有係邊間醫院嘅？」　　愛護下一代是天經地義的，什麼人也不應胡亂指手劃腳。但看着他們犯了錯，不為他們提點改正之方，只會害了他們。家長及關心他們的人應該明白良藥苦口之義，不要當「西南二伯父」了，否則必會後悔莫及。 香港執業會計師

星島教育 教育點評 程尚達 2009-08-11 上周三會考放榜，傳媒一如以往追訪各校十優狀元，全港市民都非常關注這班尖子的成功秘技，由家庭狀況到讀書心得，人生挫折到座右銘，點滴不漏。大概普遍人對尖子的印象都離不開文質彬彬、見識廣博、高瞻遠矚等等。 不過，程尚達聽一班追訪今屆狀元的記者講，今年大部分狀元都似乎擁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三無」：無夢想、無目標、無挫折。 大學選科亦沒主見 記者朋友坦言，訪問當天，不少狀元被問及夢想時均啞口無言，答案也千奇百怪，令在場記者啼笑皆非。例如有狀元表示，自己的目標是當學校風紀，但他的理由並非幫助師弟妹，而是希望「威風一下」；也有狀元表示，希望未來當律師，是因為看了某電視台以律師為主角，但愛情為主綫的肥皂劇，在他身上，記者看不見為民請命的精神，他也答不上自己有甚麼優點，令他萌生做律師的想法。 這個情況不但見於會考生，友人指連即將進入大學的高考生也不相伯仲。「曾有幾位四優高考狀元表示，選讀某科目是因為家人建議或『同學都讀』。也有高考狀元表示，自己人生最大的挫折是有次測驗不是全班最高分，原來現代尖子的葫蘆裏並沒有賣甚麼奇藥，即使是狀元，部分人學習也『只為求分數』。」 程尚達記得早前跟香港真光中學副校長許端蓉講起青少年讀書心態的問題，她亦不諱言覺得，即使成績彪炳的學生，也只有半數擁有長遠的目標或夢想，其他沒有理想的則多以成績作為目標，肯定自我。她認為，一些新界區學生為改變社會地位，會發憤讀書，相反，有時生於中產家庭的學生環境雖佳，但毅力較少，並多以滿足家人作為讀書目的。 盼新學制扭轉局面 「即使新高中學制推行下不再文理分科，但不少學生依然被傳統思想束縛，在父母推崇下揀選的選修科亦以能升讀大學為主，而不是以興趣行先。」眼見現代狀元欠缺目標，許副校長坦言，擔心即使他們能夠拔尖升讀大學，可能也因心智未成熟，未能把握在大學碰到的機會，會錯失追尋理想的光陰。 新高中學制推行在即，會考及高考亦將成為歷史，許副校長期望學生可從「其他學習經歷」中，接觸到更多行業及興趣，從而找出未來升學及就業路向。程尚達亦希望，新學制下香港不會被人再詬病，只會出產死讀書、高分低能的尖子狀元。

信報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02 | 要聞社評 | 社評 08 August 2009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周四宣布將四幅位於九龍及新界的全新土地，分配予四個辦學團體興建國際學校，校舍落成後可提供約三千五百個中小學額。孫明揚表示，此舉目的是滿足因工作或投資而來港的海外家庭對國際學校學額的需求，同時他認為政府支持團體發展國際學校體系，可以實踐香港成為亞洲國際城市的抱負，並透過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學子來港求學，有助本港發展教育產業。 　　細閱孫明揚的發言，可見政府對發展國際學校的出發點相當功利：只着眼於滿足市場需求和讓香港成為國際城市，對海外學生在港時期的培養，似乎漠不關心。目前政府對國際學校的監管甚為寬鬆，政府的角色只限於撥地興建校舍，將來學生會得到什麼教育、學習水平如何、畢業後的就業出路、會否留港升讀本地大學、如何鼓勵國際學校成績優異或有專長的學生留港工作等問題，一直未見當局有何具體政策和措施。 　　政府發展國際學校教育服務的做法，與人口政策和社會政策存在不少矛盾：目前政府人口政策的理念是鼓勵有才能的海外專業人員來港工作，以增強本港競爭力。提供國際學校學額，表面上可令那些有適齡入學子女的人士更安心地長期居港工作，而且當他們的子女畢業後，大多會回流原居地升學，或另作打算，不需勞煩政府費煞思量。而且這批專業人士大多會選擇提供與原居地教育制度和課程相同的學校讓子女入讀，於是當局認為本身的角色只限於提供條件讓有興趣的辦學團體興辦國際學校，而不須花精神考慮其他教育問題。 　　其結果是目前本港國際學校跟主流學校變成兩個完全分割的系統，國際學校跟主流學校的學生很少正式交流。這種做法並不理想。若發展國際學校是為海外來港人士提供多一個子女教育的選擇，實是無可厚非，但當局如果希望這班海外專業人士長期居港工作，以港為家而不是以過客的心態留港，便應該更積極讓他們和子女融入香港的社區。要達致這個目的，當局理應提升本地學校的質素，在課程、教學和師資上與國際接軌，以鼓勵這批來自海外來港工作家庭的學生入讀，而不是只着重以現行模式發展國際學校，這才可為長遠發展教育事業締造更穩固的條件。反觀英美等地，也不見得當地政府需要刻意發展國際學校，而靠本身教育的優勢，便足以吸引不同地方的學生前來求學。 　　不過，當局目前只能提供土地發展國際學校，說到底都是市場供求問題。但面對這個現象，特區政府應反省：當局一向自誇本港教育服務極具優勢，甚至在區內首屈一指，而且足以發展為可支持香港經濟的一項產業。若如當局所言，為何海外來港人士對本港主流學校缺乏信心，因而寧願多花金錢也要送子女到國際學校就讀；而政府又急於要滿足這些要求，更不惜以低價撥地發展國際學校，究竟香港中小學制度、課程和學校的水平，在國際上的認受性不足？還是由於香港學校或學生的水平給歐美等地區的學校或學生比下去？還是國際間對香港的教育環境認知不足？如果特區政府教育官員真心關注香港教育，便須就這些問題多謀對策。 　　香港回歸以來，當局在教育方面不斷改革：由校本課程到母語教學，再發展到教學語言微調方案、教師基準試、實踐「三三四」學制等等，但本港的教育問題仍未能走出困局，最後還是要借助發展國際學校來實現教育產業的構想，這是否對特區政府的一大諷刺？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A32 | 國是港事 | 香港，醒醒！ | By 陳靜宜、黃慧日 　　今年七一遊行，人數雖然只有3萬，卻有不少年輕人走出來，據知，港府已把遊行的分析報告，提交北京。劉兆佳作為港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接受本報專訪時，詳細分析今次遊行的特點，特別是年輕人走入遊行隊伍的政經誘因。 　　總結整個七一遊行，劉兆佳認為，青少年的參與，確是一個突出現象，但今次遊行與2003年的遊行不同，當年的遊行，相當程度反映了主流的民意和訴求，今次參與者的意見，卻與主流民意有很大分別。 七一遊行 與主流民意有異 　　「無論是參與的大人或青少年，對現行體制的疏離感、對政府的不信任、對前景的判斷、對民主的追求，對激進言行的接受程度，都與主流民意分別很大。由於今次所有遊行參與者，相對主流社會都較激進，因此，青少年便顯得不特別激進了。」 　　分析今年遊行人士的組成，劉兆佳表示：「中間溫和、專業的中產青年較以往為少，他們對民主派抑或建制派，不同的政治階層的不信任程度，都增加了。不過，他們雖不滿政治現狀，但對參與政治的意慾，卻愈來愈低。」他又指，激烈的言論，比以前的確多了，七一遊行或令中產人士會感到不舒服，這批溫和中產，會迴避這類群眾性運動。 　　激進年輕人有被政黨如社民連吸納的現象，但劉兆佳指出，部分政黨如民建聯等，目標並不是吸納這批激進青年。「政黨吸納他們，只是想加強聲勢，但吸納他們後，只會將政黨推至更偏激，吸納激進青年會成為政黨的包袱；此外，這批激進青年加入黨後，部分亦發現，會被黨內上層打壓，最終亦會脫離政黨行列。」 經濟差 新一代對社會疏離 　　年輕激進青年走上街惹人關注，背後蘊藏的社會問題，值得深思。劉兆佳說，近年大部分青年人對社會的疏離感，不斷增加，核心的問題，在於青年人的期望，與現實環境的落差，愈來愈大。「現實客觀環境是經濟不景，影響了青年人的就業及發展，經濟結構轉型，導致優質的中產階級職位下降，佔據技術工作、附專業（sub-professional）職位的中產，卻愈來愈多，而且收入不高。」 　　劉兆佳指，部分青年以政治激烈言行、遊行來表達，如藉facebook、twitter來表達自己對政治不滿，在中央政策組內有同事撰寫報告，探討這個現象。 　　「本地中產工作，近十年漸漸消失或流失到內地，新管理模式出現，減少中層管理的人數及層數，青年人本地出路收窄。」劉兆佳續說，即使想往外發展，路途亦多波折，昔日西方社會提供年輕人發展空間，不少人會移民找機會，但現在西方經濟都不濟，也一樣面對中產職位向外移的困局。 　　「內地經濟改革提供了新路，其實尚未打通，本地人及其父母，均不想子女返內地，內地人出的薪金也較少，香港人有很重的優越感，回去不太體面。」他說。 嬰兒潮不願退 鄙視青年挑戰 　　他在訪問中亦坦言，在香港主導經濟或政府最核心的，仍然是戰後嬰兒潮一代（baby-boomers）。這批人的人數眾多，不但仍處主導地位，當中不少人更永不言退，部分人看不起年輕一代，他們努力宣揚自己的拼搏精神、強調教育至上、強烈的精英主義，但這一套觀念，很多時候不為普遍的年輕人接納。「由於戰後嬰兒潮一代勢力龐大，講等級，代表了香港傳統核心主流價值觀，他們多很鄙視挑戰傳統價值的年輕人。 　　「現時香港人口年齡中位數已升至40歲以上，在人口結構中，年輕人佔總人口比例低，他們看不到自己未來是主導社會力量，社會流動機會大減，他們未能接受上一代的價值觀及期望，亦發現上一代的成功模式已經不可行。」 　　雖然年輕人對社會不滿近年持續增加，但劉兆佳亦說，不少新一代有動力去求理想，如在環保、重視文化傳承，為工人請命，追求社會公義的運動，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 青年要了解國情 有國際視野 　　要解決年輕人面對的困局，劉兆佳解釋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找到新出路，但他指，成功條件是香港經濟須轉型成功，提供更多中產專業人士職位，另一出路是致力打開內地市場，往外拓展更多發展空間，教育方面亦須配合，培育年輕人更了解中國國情，又有國際視野，最終形成以香港為基地，在其他地方發展，將香港與其他地方連繫一起的模式。 ———————————- 美國中產 不及上一代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接受本報訪問時，大談香港年輕中產階層的苦況，但原來在美國，中產形勢也不好過。劉兆佳向記者推薦一本2008年出版的書：《（Not） Keeping Up With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