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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22 | 理財投資 | 企業管治 | By 何順文 2010-01-23 美國哈佛商學院著名競爭策略學者米高波特（Micheal Porter）在其《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將其企業競爭理論延伸到國家層面（「國家」一詞泛指一切經濟實體如港澳台）。國家經濟是由不同產業組成，「產業」是研究國家競爭優勢的基本單位。 雖然波特的理論原為分析牟利企業與產業，但也可應用於公益事業或社會企業。因此，分析香港教育產業化競爭力的關鍵，就是香港能否有效地形成具競爭力環境和創新。波特獨創的「鑽石模式」提出了兩層競爭要素。第一層與企業或組織本身相關、有助於加強組織創造內部競爭優勢的四大要素：生產因素的質素、需求狀況、相關產業與支援產業的表現、以及企業策略與結構。第二層則與外部環境有關，包括「機會」與「政府」兩個變項。 靈活有效地運用這個動態與不斷進化的競爭模式，掌握各種因素相互影響的關係，就可提升整個產業的競爭力。結合上下游與橫向相關產業，以形成產業「聚群效應」（clustering effects） 與「連鎖效應」（linkage effects），有助於該經濟體以「集體出擊」方式在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部分要素已於上文作分析，本文集中討論院校的策略與政府的政策，特別是受資助院校開辦自資課程及建立私立大學的問題。 解放受資助院校收自費生 本地受資助學位學額嚴重不足，令部分合資格入大學的學生被逼報讀質素參差的海外大學校外學位課程，也導致外滙流失。為要增加收入，現時的大多受資助院校都忙於半公開地搞「創收」，就是利用其「獨立」的校外進修部門開辦所謂「自負盈虧」的海外學位課程。事實上，這些「創收」課程仍間接佔用政府資助院校的有形無形資源，開辦他校的學位課程可能與自己大學的目標和尊嚴有衝突（除非原校缺乏這類課程），也影響大學原有相近受資助課程的利益。 多年前政府要求受資助院校「自資」提供所有授課式碩士課程。除可滿足市場需求外，院校更可開拓額外的收入來源。另一方面，自亞洲金融危機後，因港府財政狀況變壞而決定削減教育經費，本地院校自此也嘗試開辦自資學士課程。但目前教資會的規定及指引不清晰，大部分大學都只能低調地在灰色地帶下開辦小量自負盈虧的學士學位課程，以免觸犯「濫用公帑」及「不恰當補貼」等誤區。 筆者提議為減少受資助大學開辦海外學位課程的動機，同時要增加學士課程學額，政府應修章明確容許這些大學用收回邊際成本的準則以較高學費（如不超過每年十萬元），自由開辦更多自負盈虧的本校本科學位課程。另一個方法是仿效美國很多州立大學制度，政府每年給予一筆過經費，讓院校自行決定開辦課程、收生名額及所收學費。除外地生外，其他所有本地生劃一收費。 政府已表明會鼓勵更多海外及內地學生來港就讀、生活、甚至工作，令本港的高等教育更趨國際化。但政府一定要確保，不會因多招外地生而削減本地生資源及學額，減少本地生入學機會。 無論如何，不論用上述哪一個方法來增加學士學額，學位課程必須遵從嚴謹的質素保證系統。這些課程也必須制訂靈活、公理及具競爭力的學費政策，當然也可用政府貸款及私人捐款來資助部分有經濟困難的同學。 另外，受資助院校的校譽與資產均屬香港社會大眾，因此不應隨便使用作招徠學生增加收入之用，而應自律嚴守市場宣傳守則。由於市場競爭激烈，現在一些自資課程都用商品市場營銷手法來宣傳，收生與評核質素參差。一些自資課程甚至使用媚俗的商業廣告在路邊、地鐵月台及機場候機走廊展示。這個發展趨勢也會令一些人擔心香港院校的學位逐漸「貶值」，值得檢討改進。 解決私校土地與融資困難 要推動教育產業，社會人士大多聚焦如何協助教育團體成立私立大學。在不減少受資助學士學額的前提下，私大應可提高整體接受學士學位教育的人數，招生對象不需限於本地人士，可包括國際學生和內地學生。 私大應能與公立大學相輔相成，其財政上與制度上的自主彈性，可補充公立大學在政府資助下制度欠缺靈活的不足，也可擺脫教資會官僚監管的約束。長遠目標是使公營與私營院校結合，共同促進香港成為亞洲地區的教育樞紐，並具國際競爭力的卓越高教中心。 港府最近用土地資助方式協助建立數間私立大學，以擴充本地大學嚴重短缺的學額。但政府眼高手低，所提供兩幅土地面積比一些中學還要小，只能發展一些小型文社商學科為主的教學型院校。兩幅土地對整個教育產業化的長遠發展，只是杯水車薪，作用有限。 另外，由於這些私校大多屬所謂「社會企業」而非慈善機構，因此都欲能從龐大投資營運中產生某些經濟效益甚至盈餘，用作持續發展及提升教學質量（但不會向股東分紅）。但由於建校的土地面積太小，收生數目有限而固定成本高昂，這些私立院校都很難產生規模經濟或成本效益，也令到其需要收取相對偏高的學費。在香港資助一個本科大學生的成本為每年二十多萬元（醫科及工程課程更高），這還未計私校的地價利息等，試問有多少港人能負擔這個收費? 因此除非政府能資助有財政困難的大學生入讀私校，否則過高收費會令學生卻步。以較低學費收生，私大更難以追上現時八大院校的水平；有人擔心未來的私大會出現「將貨就價」的問題，影響教學質素。事實上，教育的產業化初期很難要求私校全數負擔發展的費用，政府應要有帶領作用，例如可向其貸款以興建校園和學生宿舍。由於融資問題及其他配套政策未有提及，令人覺得政府對計劃未有足夠的重視和承擔，也使有關進展緩慢。 可考慮朝大學城方向進發 至於一些受資助院校的附屬專上學院或校外進修學院，有意與原校「分家」，成立私立大學，筆者認為這個做法值得商榷。焦點是究竟原受資助大學能否成為另一私大的擁有者？政府對這種私大有何權責？如果讓現有大學成立私大，可能會改變原來建立私大的構思和目的。 本港不少成熟的私立專上學院已建立了私營大學體系的雛型，也有興趣升格為大學。除申請評審為大學之困難及速度外，最大的問題仍是土地及融資。分散建立細小的私立院校，經濟及群聚效益也很少。波特「鑽石模式」的範疇就是一群產業，並經常集中在同一個地區。 因此政府可以考慮在新界北部田野預留一幅廣闊土地，以低租金租給私校進駐，逐漸發展至大學城般的規模。除可結構上減輕土地問題，院校聚在一起可互享共用部分資源，減低固定投資成本、促進良性競爭，也可產生更多群眾效應及互動創新的機會。香港未來的私校發展可考慮從這大學城方向進發。 教育產業化的迷思之三 作者為澳門大學副校長（學術）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26 | 理財投資 | 管理人管理事 | By 李漢祥 2010-01-16 自從在此專欄以筆會友，筆者曾多番撰文，闡述僱主如何批評「八十後」的大學畢業生。近月來，筆者與三位好友寒暄時，發現僱主們對「八十後」的大學生愈來愈失望之餘，僱主亦似乎已經找到解決問題的新出路。 選擇聘用內地八十後 三位好友來自不同背景，分別是大學教授、資深保險經紀和上市公司董事。他們都有同一需要─招聘行政助理。可悲的是，他們不約而同地拒絕招聘土生土長的「八十後」大學畢業生；反而打算或已經聘用了皆為「八十後」，卻是來自內地的大學畢業生。 糟糕了！來自不同界別的僱主竟一致棄用「八十後」的香港大學同學。在「八十後」這回職場大戰中，「港隊」負於「大陸隊」有三大主因─語文能力、學習和工作態度。 大家都相信不會反對，能夠有機會來港升學或就業的內地大學生，他們均為內地精英，其中、英文水平較一般香港同學為高。在學習態度上，「大陸隊」積極進取。 相反，「港隊」則「懶懶閑」。筆者多年來都有幫助本地的大學策劃學長輔導計劃。據學長的回應，內地同學常以電話、電郵聯絡學長們，詢問升學、就業之意見。然而，香港同學們很多時在收到學長們電郵邀約後，二、三個星期都沒有回覆！ 至於工作態度的分野就更加明顯，「港隊」往往斤斤計較，不認真、不守時、不知錯；「大陸隊」則肯捱肯搏，不計較、不怕吃虧、不怕吃苦。假若支付同等工資，聰明的你也很自然會選擇聘用「大陸隊」。 其實，近年社會上有很多輿論，都批評「八十後」的香港同學工作表現不濟，可是，他們依然從不反省，毫無寸進。今天，北方大軍壓境，替僱主們源源不絕提供新人。「八十後」的香港年輕人啊！居安已不思危，現在知恥嗎？能近乎勇嗎？有反擊之力嗎？ 金融投資行業一向是香港的最大經濟支柱。但是，新任的港交所總裁是誰出任呢？由於工作所需，筆者近期常瀏覽給行政人員作聯繫的社交網站，並發現逾半數從事金融投資行業的人才乃來自內地。 素來是本港大學畢業生趨之若鶩的金融投資行業，失守了！管理顧問行業呢？早在數年前已被北方大軍攻陷了！ 本港學生見多識廣 觀乎現在「八十後」的「大陸隊」，誠如香港的「50後」一樣。他們出身寒微，長大後要養家、要供弟妹升學、要報父母供書教學；所以，他們默默耕耘、以真誠待人、勤奮處事，務求出人頭地。 事實上，「八十後」的「香港隊」也有一些先天優勢。他們出生於一個衞生和醫療環境非常先進和完備的年代，理應擁有更佳的健康狀況，以應付工作壓力和挑戰。「八十後」亦有更多機會接受大學教育。 此外，他們由於成長於較富裕的家庭，或許多了到外地增廣見聞的機會，國際視野自然更加寬闊。 百多年以來，香港的成功建基於不斷有新移民之人才到來；閉關自守是愚不可及的政策；內地人才來港就業已是大勢所趨。 「八十後」的香港青年人既然有時間、心機、精力去組織「保天星、反高鐵」等社會運動，為何還不自強不息、刻苦實幹，為香港爭回一口氣、開闢一條青雲路呢？ 環球管理諮詢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26 | 理財投資 | 企業管治 | By 何順文 2010-01-16 由於成本高昂及要確保質素，香港教育產業化或自由化的直接經濟收益很有限，但可以間接促進香港的社會及經濟發展。對進一步「教育產業化」有了上文的理解，我們可進一步分析香港在此的競爭優勢及弱勢（包括需求及供應驅動因素），從而制定有利適度教育產業化或自由化的策略。 缺本地研究生生源 香港高等教育無疑有一定基礎與優勢。經過多年發展，香港擁有十所具自我評審資格的大學（八間受資助大學、半資助的公開大學及私立的樹仁大學），亦有多間政府認可的大專院校（大多獲准頒發少量學士學位）。香港社會的制度穩定及良好、經濟發展較成熟、學術水平高、院校管治體制較完善、師資國際化及學術環境自由開放，與世界各主要教育體系緊密連系、兩文三語環境、與國際認可與排名等。 但是，香港院校亦有一些基本弱點或生產因素局限。這包括如曾提及的嚴重本科學額不足、院校財政來源過分倚賴政府、缺乏教育捐獻文化與誘因、院校發展受制於撥款當局（教資會）、缺乏土地興建校舍及宿舍、缺乏本地研究生生源、非本土學生來港限制等等。 再者，本港大學的精神文化與內涵也一直在變，近年傾向偏重學術多於學生、獎賞研究輕視本科教學、以及着眼科技而輕人文價值。香港一些院校似乎關心其國際聲名與資源能力，多於學生的批判思考與社會責任，漸漸忘卻大學之本。 筆者認為，如院校過份着重科技研究和成果，那麼我們只要加設更多科學園及純研究院就可以，不必擴大大學學額。要把香港的高等教育成為一個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或「事業」，必須同時着重「硬實力」與「軟實力」，並要解決前述的政策、制度、文化及人為的障礙。 環球高等教育普及化 雖然一直有人批評香港政府投入教育及科研經費佔GDP比例過低，政府聲稱教育經費已佔公共開支四分之一，及超過大學七成的經費由政府資助，因此不會再加大高等教育的投入經費及資助學士學額。事實上，筆者覺得，港府經常誤解本科教育是一項支出而非社會投資。 目前本港適齡學生入讀學士學位課程的比率為18％，每年一萬四千五百個名額十多年已沒有增加。這個入學比率既不能滿足家長和學生的訴求，與世界上大學教育大眾化的趨勢（全球平均入學率為26%）亦顯然落後脫節。這是發展知識型社會的諷剌，令香港作為先進、國際及開放的城市而蒙羞，也與區域教育樞紐不相稱。 在董建華時代，為了要減低失業率及迅速增加名義入讀高等教育比率至60％，推出變相的兩年制副學士課程，讓高中畢業而未能入讀資助學士學位的學生而設。但香港需要的是更多學士學位課程，而非副學士、高級文憑等課程。目前香港的非學士學位課程已經供過於求（學生達三萬人），甚至出現用大派手機贈品來「爭客」的怪現象。 可是，需求甚殷的是認可學士課程（不管是受資助或自資），也是香港未來得以持續發展的依據（當然我們也要加強為畢業生開拓本地與外地之就業及社會流動機會）。如政府能承諾，確保增加本土學士學額，就可增加市民對高教適度產業化與國際化的信心。 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對大學教育需求倍增，加上內地加入世貿，經濟發展蓬勃，急需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而內地青年嚮往出外留學，都是香港可以抓緊的機遇。因此，香港院校除有一強大本土需求外，也能吸引內地的學生來追求一個不同的國際化教育，以提高就業競爭能力及人文素養。我們也可以吸引其他國家的學生來學習中華文化，以及利用香港成為走入中國的跳板。從需求角度來看，香港高等教育適度產業化應有一定潛力。 為國家培育人才 近年港府將招收非本地本科生人數比例上限由10%，提升至20%（政府還在研究進一步放寬內地生來港修讀的規定），其中內地生仍不設比例限額。現在每年內地申請人數超過四萬，但由於欠缺宿位每年只收約一千百四名內地生。如將來能推動私立大學的建立，估計每年可招收至一萬名自費本科外地生到港。 目前非本地生仍大部分來自內地，這與真正國際化的目標還有一段距離。筆者建議本地院校應將外地生來源盡量多元化，並致力吸引更多內地以外的學生來港，但底線仍是不可以削減目前本地生的資助學額。 隨着內地近年大幅提升本科入學率至超過六成，這意味內地院校在未來十年也需要大量合資格的教授師資。香港院校明顯在培養內地博士生上有頗大需求及優勢。 由於政府對內地研究生沒有數量限制（目前共有三千多名），香港院校可以用較靈活的方法加大這方面的培訓。例如，與內地院校合作共同培訓兼讀博士生，每年只須留港三至四個月，其餘時間可留在原校完成課程及研究。這安排可減少雙方的資源投入而獲得一定效益。 但是，香港對內地的貢獻不單是培養更多學術科研與專業人才，而是讓更多內地生開拓視野及思想，感染更多普世價值與中西文化精髓，成為有靈性具批判力的中國新一代。 在這個年代，我們大學需要更多「教育家」而非「研究學者」。經濟成功不等於教育成功，香港與內地的高教發展應反思這點。 教育產業化的迷思之二 作者為澳門大學副校長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0 | 特稿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0-01-09 聖誕前夕，英國Borders書店在店舖內外貼滿了紅色黃色的廣告板，乍看還以為是聖誕裝飾，其實是結業大減價的招徠，大部分書刋減至幾十便士。多數人只需要在平安夜的早上上班，下午便與親友準備聖誕節的來臨，對Borders的職員來說，2009年的平安夜卻是他們工作的最後一天。這家全美第二大的書店，熬不過金融海嘯，四十五間在英國的分店聖誕前全部結業。 我在1997年移居英國上高中的時候，突然間由煩囂的香港都市轉到一個大學城，能夠過平淡生活，或多或少是拜書店所賜。我念的中學位於牛津Banbury Road，下課時走二十分鐘便到市中心Broad Street，去兩家大書店Blackwell（另有Blackwell’s Art & Poster、Blackwell Music兩家專門店）、Waterstone’s和二手書店Thornton’s看書。 這裏沒有一本書用膠套封上，由薄薄的詩集到最昂貴的建築圖集都可以隨意翻看。看累了，書店內有咖啡室。雖然咖啡特別難喝，但提供坐的地方，也就成了一個免費圖書館。1998年Borders在英國開業，不單賣書，還賣唱片和歐美各種各類雜誌，所以更受歡迎。 填滿精神上的涸土 有些人看書為了求知識，有些為逃避現實。我覺得看書有如打開一扇扇窗，每次總會期待窗外有什麼驚喜。書本上涉獵到的文化能拓寬思維，更讓人感受世界之大。書店是我的寶庫，比百貨公司、商場和店舖更能夠豐富人生，比酒吧、餐廳，更能填滿精神上的乾涸。 看書需要平靜下來的時間，但也有分享的機會。可能Borders原本是一家美國書商，所以比牛津其他幾家書店較常舉辦讀書會、作家講座和簽名會，把閱讀的個人化變成互相交流的團體活動。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希拉莉．克林頓和克林頓的舊情人萊溫斯基分別來宣傳她們的自傳。當時前者還是美國的參議員，利用克林頓的名氣在政壇摩拳擦掌，後者剛在倫敦經濟學院念完社會心理學的碩士學位，前途被克林頓醜聞牽連得停滯不前。要不是親眼比較過希拉莉和她十數位保鑣的強勢，和萊温斯基搔首弄姿的嫵媚，我只能在報道上知道克林頓總統冒險發展婚外情的分析，看過才真正領會。 段段回憶小插曲 逛Borders書店還有一段段的小插曲，有一次我冒着雨排隊去廚師Jamie Oliver的簽名會，竟被英國廣播電視台拍下，還在六時和十時的晚間新聞報道播出。很多老師和同學都看到，自此以後認定了我喜歡他，結果連續兩年的生日和聖誕節禮物都收到他寫的菜譜全集。另外一次是十年前考進大學生物化學系，聽過「基因之父」占姆士．華生（James Watson）的演講後，厚着臉皮問書店店長可否把宣傳海報送給我，他說：「對不起，不行。」轉頭不發一語走開了。他跨過收銀處，到櫥窗前拿來了一塊五呎高的展板，然後示意我過去，笑說：「這個更有紀念價值。」那是華生博士親臨牛津大學宣傳自傳Genes, Girls and Gamow的廣告板，他還在展板後寫上：「To Mimi, With compliments, Borders」啊！這些好人現在都失業了。 Borders清盤被歸咎於網路書店亞瑪遜，還有超級市場以低價賣暢銷書的強烈競爭，令書店蒙受重大虧損。其實超級市場只有數十本流行暢銷書，比起書店內各式各樣的種類根本不足為道。而網路書店早在互聯網普及化時，已經成為出版界的威脅。我在2005至2007年擔任青年出版協會Society of Young Publishers的活動籌辦人，負責安排每月的講座和活動，期間不時探討出版的甜酸苦辣。綜合我所見的大小出版商、作家、編輯等專業人士，還有讀者的意見，結論都是擔心書刋報章會被電子媒體取代，怕走上網上下載唱片和電影的絕路。所以，出版商不得不接受人們花少了錢買書的現實，只好隨時代進化，促使了近期電子閱書器Kindle、Nook、Sony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24 | 理財投資 | 企業管治 | By 何順文 2010-01-09 港府2009年施政報告的一個重點，是落實經濟機遇委員會提出的建議，推動六大產業的發展，其中在推動所謂「教育產業」上，特首已承諾預留兩幅市區土地，供私人辦學團體競投開辦自資學位課程之用。 為令目前受資助院校能增加學額及收入，政府也計劃讓其招收更多非本地學生及以自資方式開設更多top-up學位課程。另外，本地大學也打算輸出教育，在內地城市開設自資分校或合辦課程，讓更多內地及香港學生入讀。教育產業似乎蓄勢待發，希望提升香港為亞洲國際都會及為區內教育樞紐。 政府雖在《施政報告》提及發展教育產業的大方向，但語意不詳，未有實際發展策略及措施，也沒有交代政府在推動有關新產業的角色，這對推動教育產業沒有太大實質幫助。 產業界定與範圍 事實上，港府及社會從來沒有界定清楚什麼是「教育產業」及範圍。也有人懷疑，究竟香港教育應否及能否成為「產業」？有什麼條件香港教育產業才能具有效益和國際競爭優勢？如沒有對這些問題先弄清楚，很多坊間的討論只會流於空泛和引起更多混亂，對計劃的發展也有障礙。 教育作為第三產業或服務業可分為兩大類：（1）私人團體擁有及營運（可再分為牟利或非牟利性質）；（2）政府、法定或自願團體擁有及營運（非牟利或公益性質）。一直受香港政府資助的基礎及大學教育均屬第二類服務，兩者對GDP的貢獻均很重要。 教育產業一般包括基礎教育、大專院校、專科職業學院、短期培訓或補習班、以及其他周邊教育服務支援等，但主力骨幹仍是大學教育。本系列文章只集中討論與高等教育（特別是大學）有關的問題。 傳統上，在香港和很多國家，正規教育主要由政府直接資助，而非倚賴私人營辦，目的是確保產品服務的質素不受商業或財務因素影響，也保障低下收入階層獲得同樣接受教育機會。政府或非牟利機構辦學可提升社會整體的福祉，補充私營部門不能具經濟效益地提供類似服務。 從這個角度來看，教育服務可說本來就是一項「產業」，只是近來政府提出將教育進一步「產業化」或「經濟效益化」 。教育產業化起源於近代知識的增值及對人才的需求，教育從「公益事業性」逐漸走向更多「私營性」，也是現代化商業社會的普遍現象。 根據日內瓦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劃分，服務業可分為十二大類，而教育服務即為其一。WTO呼籲，各會員以平等互惠原則開放所有服務（包括教育）市場。教育產業着重國際化，跨國教育服務也可按一般服務業分為四類型態：跨境消費（留學）、境外設校辦學、境外或遙距課程、及教師境外提供短暫服務。一般來說，以第一類和第二類為最主要的產業化方式。 業化效益具爭議 在香港高等教育上，開發教育產業的目的不外乎是增加大學學額、培育更多人才、校園國際化、減低對資助院校的長期資金投入、賺取經濟回報，甚至從帶動整體經效益。但經機會及政府的想法明顯是以經濟掛帥。政府鼓勵受資助院校及私人辦學團體，以自負盈虧方式收取更多本地及非本地學生，甚至到境外辦學以能賺取更多外滙。 事實上，一些國家正拓展類似的「教育產業」。在英國、澳洲及新加坡等國，教育產業化一般集中在招收海外學生或輸出教育到他國。例如，在英國，教育一直是重要經濟支柱，商機處處，特別透過放寬入境及在當地工作限制政策，大量招收海外學生收取高昂學費收入。目前，英國超過一百間大學與四百多所學院，每年共招收約三十萬名留學生，經濟收入達40億英鎊（這還未計算很多離岸的低成本高收費之校外課程）。在澳洲有超過十五萬個海外學生，每年繳付約13000澳元學費，為澳洲每年賺取50億澳元收入，成為第三大服務出口業。 教育產業在這些國家已能產生穩定的外滙收入及本土就業機會，經濟效益槓桿可高達兩三倍。但這個發展也洐生了很多合法認可但低質的「學店」，不少這些「搵食」的學位（特別是校外課程）被本地一些院校與僱主放入「特別名單」，也影響了英澳整體高等教育的聲譽。 英澳的發展經驗是否代表香港也應走同一樣的道路？如香港真的要發展這產業，也必須先清楚了解自己的狀況和競爭優劣勢所在，釐訂優先次序與策略，為香港作真正貢獻，而不是盲目跟風仿效。 無疑私營或民辦院校（包括受資助大學的自負盈虧課程）在高等教育上的角色愈來愈重要，特別在專業及有市場需求的課程上。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懷疑或反對將教育貼上「私營化」或「產業化」的標籤，擔心這發展會令大眾難以負擔昂貴的學費，也恐怕造成對教學質素的負面影影。 對很多人來說，大學教育仍主要是一項非牟利的公益事業多於能產生經濟回報的行業。一些辦學團體也不願將其辦學活動稱為「產業」，因它們的資金來源屬於多元化，包括借貸、贊助、捐贈、研究經費及學費等。 另外，很多人仍認為教育不宜作為賺錢工具或一盤生意。要發展高等教育，更要從培養特區及國家人才，甚至是一個具責任感、獨立思考、創新力及懂感恩的一個全人為出發點。如將「產業化」理解為更多學生提供高質並具成本效益的教育，則可以接受。但是，在未能滿足本地學位學額需要及檢視未來培育人才的方針前，而期望進一步創造經濟收入，只會令人感到本末倒置。 在院校經費來源的單一短缺、學位學額嚴重不足、非本地生政策滯後、土地緊張、質素受創收壓力影響、及大多院校忽略本科生教學而偏重學術研究與研究生等局限條件下，香港發展高等教育產業的本錢其實有限。由於有關產業在香港的經濟效益仍有爭議，加上確保教學質素的重要性，因此，筆者認為，香港不宜將有關教育計劃稱為「產業化」，而較恰當的名稱可以是「自由化」。 教育在傳統中國從來都是任重道遠的百年樹人的大業，我們要找出香港高教的局限與發展空間，在適度「產業化」上應有所為也有所不為。 教育產業化的迷思．之一 何順文　澳門大學副校長兼教授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02 | 要聞社評 | 社評 2010-01-06 百多名工商界人士昨天宣布成立名為「工商界政改動力」的組織，希望透過研討會、網頁等渠道收集工商界對政改的意見，整理之後呈交政府。以「政改」作為名稱的組織，應是專注當前政改方案的一個團體，但組織召集人林健鋒回答記者問題時，竟然強調該組織「並無政治立場，亦無既定意見」，只是提供平台鼓勵工商界就政改發表意見！對政治千方百計迴避，即使要參與也要澄清自己沒有既定立場，是香港工商界多年來的一大「特色」，這次一如既往，並不令人意外，但北京明言到了二〇一七和二〇二〇年香港可以實行雙普選，現在勉強代表着工商界利益的功能組別受到各方質疑，工商界仍然要假裝中立、以「沒有立場」的方式諮詢業內意見，這種不能與時並進，不能因應政經形勢而調整思維和策略的表現，跟工商界在營商上的精明及勇進形成了絕大反差。 現在遭泛民政黨及社會團體批評得體無完膚的功能組別，是八十年代港英推行代議政制時期的產物，當時的設計，是為了平衡在開放政制初期來自地區選舉的壓力—由於代表地區的直選議員多數傾向草根階層利益、走群眾路線，議會內必須有另一批來自不同背景的議員為個別利益團體發聲，從而達致較均衡的政治生態。當年港英政府設計功能組別只屬於過渡安排—功能組別的「總設計師」、前布政司鍾逸傑在《基本法》草擬諮詢期已開始轉向構思兩院制，試圖以另一種方式建立制衡機制，反映出他已不再寄望於功能組別。到了《基本法》正式定案，在第三節「立法機關」內，功能組別的設置已不復存在，說明了北京也沒有刻意要留下功能組別的打算；可以說，支持保留功能組別的政客無論從歷史根源以至憲制安排上都很難站得住腳。 無可否認，功能組別之設，是為了保護本地不同的利益團體，它們包括各類專業人士，以及向來對政治敬而遠之的工商界。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令香港精英人物轉向在各行各業謀發展，「政治工作」都由英國人一手包攬；當港英部署在九七年撤退時，如果不向利益團體提供特殊保護，它們的政治利益可能無法獲得反映渠道。可是，當功能組別成為定制之後，建制勢力特別是工商界希望把它演變為未來政制的一部分，於是乎，以各種形式保留功能組別的建議紛紛出台，在當前的政改方案討論中，連過去被北京痛斥的彭定康「新九組方案」，即擴大功能組別選民基礎的變相直選模式，竟然得到前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認同」，認為可以考慮，其保住功能組別的「迫切」心情表露無遺。 至今為止，公開否定功能組別的除了泛民政黨，部分來自功能組別的議員也贊同「自廢武功」，放棄功能組別以達到《基本法》列明「最終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希望長期保留功能組別的，主要是工商界。從早期被指戀棧「政治免費午餐」，到最近不斷被社會活動家罵為「官商勾結」，香港正逐漸從過去推崇成功商人，演變為仇商仇富，這種情緒蔓延速度極快，工商界如果不正視現實，為他們的切身利益而戰，不斷寄望於特區政府和北京的保護，很快他們就會發現自己已成為眾矢之的，最後連香港向來傾為親商而又符合社會整體的政策也無法維持。 本地工商界的「傳統智慧」認為中國商人不為社會重視（士農工商，商人排最末），也不會熱衷政治，故此避免捲入各種政爭風波；但其實自晚清洋務運動開始，商人已開始積極參政，清朝覆亡前成立商部和頒布商法，都是官商合作的成果；而一九○四年的「保路運動」，更是中國商人在近代直接參與的一場政治運動，到了後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得到眾多華商出錢出力支持，很多故事現已流傳甚廣。說工商界向來「中立」不涉政治，只是昧於歷史事實的錯誤印象。 香港要落實全面普選，工商界還可以避到什麼時候？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42 | 人間定格 | 國際潮 | By 鍾樂偉 2010-01-01 說起韓國，總與泡菜結下不解之緣。記得當年韓流在香港剛初盛行時，不少香港年輕男女一邊看着曾風靡一時的《藍色生死戀》和《我的野蠻女友》，一邊吃着韓國燒烤。但他們往往對放在枱上一碟碟醃製到深紅色的泡菜投以嗤之以鼻的眼光，甚至蓋起鼻子表示出臉有難色的樣子。這是那個時候香港人對韓國食物的態度。 時至今天，泡菜已成為各大超市和百貨公司不能缺少的冷藏食物。原來，這種對泡菜心態的頃刻改變，不僅是人民口胃的轉變，背後更能夠體現出韓國社會對其國家發展與食物的關聯，民族自信心和民族主義的轉化。 泡菜博物館 泡菜是韓國傳統發酵食品，是最具代表性的韓國家常菜。韓國泡菜的做法是以上好的白菜作原料，混合辣椒、大蒜等作料，再進行發酵。韓國人通常使用捲心菜、蘿蔔、黃瓜等蔬菜製作泡菜，而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用鹽水浸泡捲心菜，用清水漂洗之後加以紅辣椒粉、鹽、大蒜、生薑以及蔥等調料醃製。 泡菜在韓國人心目中地位非同一般，他們相信，吃泡菜既能令身體健康，又能保持美麗容顏。而且，還在首爾建立一座「泡菜博物館」。2008年，韓國首名宇航員甚至還帶着泡菜遨遊太空。 歷史上，泡菜是草根階層代表的食物。由於寒冬使貧窮家庭得不到足夠的肉、蔬菜和水果，因此當時的韓國祖先發明的泡菜，在夏天蔬菜收成時把食物用醃料放在甕中保存，待冬天時也有基本的蔬菜供應。 辣代表力量 正因如此，泡菜一方面能夠反映出韓國人勇於創造的精神面貌。而且，由於西方國家的殖民入侵，使韓國人的基本民族自信跌得蕩然無存，但泡菜往往使他們認為是優勝於西方國家的唯一元素。更甚，就韓國人而言，泡菜最有意義在於取之自然、用於自然的健康形象。 五十年代的韓戰，韓國雖然與美國結伴作戰，但韓國人對美軍的理解已開展一種強與軟的新定義和理解。透過以食物為借喻，一方面，韓國人會認為美軍的力量來源自牛油和肉類，與韓國軍人的泡菜和辣椒醬大有不同。此外，他們認為泡菜的辣，代表着力量與男性化，與西方飲食文化對肉類和蔬菜的理解不同。西方飲食文化認為肉類的力量象徵性應該凌駕於代表和平、和諧、自然和較女性化的蔬菜。這種思想，大概是取材於三十年代日本思想家開始研讀有關日本和西方在氣候和飲食文化的分野，是否影響到西方人較為着重對自然的破壞和具侵略性，而較之來說日本則看重與自然共融的心態。 在外界的眼中，日本是一個以食米飯為主的國家，理應較西方國家在心態上平和。但當然，這種思想上的推敲在二戰時期受到很大的質疑，特別是隨着日本軍國主義的冒升。但原來據考證所得，米飯從來都不是大多數日本人在二戰前的主要食糧，而且自五十年代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米飯的消耗更愈來愈少。 韓國人一直以來把泡菜奉為民族食物，在於韓國人把自身形象塑造成一位個子小但強悍的民族英雄。泡菜的象徵意義是辛辣，同時辣椒亦是愈小愈辣，正因為外國人吃不下辛辣的泡菜和辣椒，這種飲食優勢便成為韓國人自誇比美國優越的民族特點，有如大衛挫敗哥利亞一樣。 文化入侵的危機 無獨有偶，西方即食文化的入侵，對泡菜的傳統性和存在意義帶來極大的威脅。自九十年代起，年輕一代的飲食文化隨着西方的漢堡包和薄餅大舉遷入而變得西化，失去對傳統韓式泡菜的集體興趣，直接改造韓國新一代的飲食文化。有見及此，近年間韓國政府不斷以明星代言人的方式向年輕一代重新包裝泡菜的象徵意味，以圖捍衞泡菜成為韓國的民族食物。 此外，不僅是泡菜，整套傳統韓國料理在大眾層面來看已失去昔日的注視。近日，有研究顯示不少韓國電視劇集中的用膳場景，不再是韓國餐廳，而是看起來很美味的日式壽司店、高級的西餐廳或是優雅的中國料理。相反而言，韓國餐廳則成了個體戶和工廠管理者等「平民」出沒的地方。不禁令各界擔心這種自貶飲食文化的描繪，將會影響大眾對傳統韓國食物的正面肯定。 文鍾樂偉 Roundtable 香港國際關係研究學會總研究主任　　本欄目由Roundtable Network成員國際關係研究學會（IRRA）沈旭暉╱鍾樂偉策劃，黃秀麗助理編輯。 　　IRRA成立於2007年，目的是透過聯繫關注國際關係的各界人士，促進國際事務的認識及討論，以填補「亞洲國際都會」裏國際視野的空白。 　　IRRA網站：http://irra.org.hk

Sing Tao Daily F02 | 大學版 | 學府風 | By 袁效仁 2009-12-17 上周最矚目的院校新聞，非中大畢業禮莫屬，多名手持標語的示威者在典禮舉行期間衝上禮台，抗議中大向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頒授榮譽博士學位，認為中大此舉屬「政治獻媚」，又認為唐在任期間毫無建樹，不值獲頒學位。不過有中大友好同袁效仁講，其實唐英年及其家族與中大頗有淵源，相信向他頒授學位並非「政治獻媚」，又指近年中大示威文化成風，甚至令立法會內的中大人遭人白眼云云 唐英年貢獻值博士 該名中大友好指出，唐英年雖非中大舊生，但他未加入政府之前，已任中大新亞書院校董多年，並曾出任新亞校董會副主席，期間為新亞設立獎學金、成立學長計畫，以及撮合新亞與美國名校耶魯大學，於暑假為兩校學生舉辦社區服務交流等，直至○二年他加入政府任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後，為免有利益衝突而辭職，友好認為故單是上述對中大貢獻，便理應向他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另外，友好又指，唐英年的父親唐翔千，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高錕任校長期間出任新亞書院校董會主席，當時中大正面對「四改三」的困境，唐翔千當時曾預言，九七回歸後將改會重行四年制，如今預言成真。 另一方面，袁效仁同中大舊生友好傾開今次示威事件時，他們都不禁慨歎，少數中大生為反對而反對，更採用激進手段反對校方政策，有違校訓「博文約禮」，令他們感到十分丟臉；有中大友好就同袁效仁透露，接二連三發生的「暴力事件」，令立法會內的「中大人」被「港大幫」取笑。 指理性不及「港大幫」 該中大友好稱，近日有港大議員指中大有學生早前因烽火台事件不斷抗議，令校方須修改計畫，至於港大剛完成重置西區配水庫的工程，卻未見學生抗議，笑指港大比中大生理性，令該名中大議員無言以對。 以上講法誰是誰非，實屬見人見智，畢竟港大的重置工程遠離港大本部校園，難與中大本部的烽火台相比，但袁效仁希望，日後中大生應加強與校方溝通，今次部分出席畢業禮的畢業生，手持抗議標語、又或是背向禮台等，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向校方表達不滿，此舉畢竟比上台舉牌更切合「講道理」的大學生身分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