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une 2010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A26 | 社會要聞 2010-06-21 　　孩子與家傭間的主僱關係微妙，一旦處理不善，隨時縱容出小惡霸。就讀小二的欣欣（化名），在父母縱容下毫不尊重家傭，發脾氣便對她拳打腳踢，被對方責罵就惡言相向指斥︰「是我們用錢請你的，你憑甚麼出聲！」甚至曾剪破家傭的環保袋報復。 受指摘 咒祖母早入棺材 　　小惡霸連對待祖母亦不客氣，一次被指摘後，居然咒罵祖母︰「雷公響，劈死你！你最好快點入棺材！」欣欣亦養成自私性格；寧願把不合穿的新鞋剪爛，也不願送給別人。 　　校園內小惡霸橫行，教師亦遭殃。曾有幼稚園學生參觀小學時，要求取多份刊物，獲小學老師告知只可拿一份後，竟掌摑老師，校方震驚，了解後才知道，小女孩平日對家傭已是指指點點，對老師也就「一視同仁」。 　　（欣欣個案摘錄自《大學綫》） 相關文章: 「港童」升中 才懂便後清潔　專家︰須花3年 才能「追回」自理能力 授權家傭教仔 督促執書包 兒被記過 母威脅控學校誹謗 飯來張口 中學生不懂剝蕉皮 DOCUMENT ID: 201006210300124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A26 | 社會要聞 | 爾事港 | By 葉鏗然 2010-06-21 　　養兒防老，似乎已經不切合這個新世代。內地的一孩政策、本港中產家庭的「一個起兩個止」，均令新一代孩子愈見矜貴，父母疼錫子女以至所有事都為其代勞，包括思想。 父母願助子女 結婚買樓創業 　　早前一項大型調查發現，逾半受訪者認為為人父母者有責任於退休後經濟獨立，近7成不指望子女供養；他們大部分都願意為子女償還學習貸款，即使子女已投身社會，他們仍願意協助創業、結婚以及買樓；但與此同時，只有不足3成為人子女的表示，可以犧牲自己的生活質素來供養父母。 　　調查正好反映，新世代由出生的第一刻，已一直被「照顧」。 　　不少教育界人士坦言，這一代孩子不同了、父母亦然：「天氣涼了，家長會致電學校叫老師提孩子穿衣！」亦有心理學家指，不少家長擔憂子女將來能否養活自己，不斷為其鋪路：「有家長計劃買樓讓子女長大後收租過活……但子女僅得幾歲！」 　　過度保護、替子女思想，只會令他們猶如活在保鮮紙下，不會思想、不懂因應環境轉變作出反應，更遑論養活自己？父母應反思自己的角色。 賞罰分明尊重子女 教子良方 　　美國臨床心理學家Diane Baumrind一項早年的權威研究發現，縱容孩子或獨裁的父母，只會分別教出「頂心杉」及「軟皮蛇」的孩子；反之，富威嚴、能對子女表達期望、並時刻根據協定行為標準作出賞罰、同時又尊重子女的父母，才可教出獨立、富自尊感，並敢於嘗試、向夢想進發的子女（見表）。 　　其實，本港以外的地區亦出現類似問題。內地近年多了不願工作、寧願在家靠父母供養的「啃老族」，即無工作、無讀書、無受訓的「三無」族，靠啃食父母財產生活。 　　日本則以「單身寄生族」來形容畢業後仍完全依賴父母的青年，台灣亦有所謂「月光族」，形容每月把工資花光，向父母「攤大手板」的青年一代。 　　要這群未來社會棟樑能撑起家庭、撑起社會，「港童」的父母們，要好好反省，摒棄保護者的角色，給予子女獨立及自理的機會。 DOCUMENT ID: 201006210300029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02 | 要聞社評 | 社評 2010-06-26 一如所料，立法會再次以四十六票贊成，通過二○一二年立法會選舉辦法；至此，政府提交的政改方案終於順利過關，成為自回歸以來首次成功啟動修改政制的程序。行政長官曾蔭權在表決後表示，昨天「是歷史時刻，希望撕裂和仇恨成為過去」，但對照過去三天的議會辯論，泛民內部的撕裂不但未見癒合，反而滴血未乾，社民連宣布不再視民主黨為盟友，而辯論中惡言相向、辱罵對質，又豈會輕易抹得乾淨！政改爭論暫告一段落，是時候為各方的得失作一評算。 毋庸置疑，民主黨是這次政改風雲的主角，沒有他們轉向支持政府，今年的政改方案將一如○五年般，在泛民陣營綑綁之下被否決。 民主黨急轉彎，看得人目瞪口呆，司徒華、劉慧卿、何俊仁、李永達等資深民主派議員，一夜間全部變臉，令支持者頓覺陌生疑惑，不知所措，過去三天批評民主黨轉軚的人，其實正是上述幾位民主黨重量級人物的前身，過去是司徒華、劉慧卿痛斥其他人見風駛?、放棄原則，自己今天卻轉身成為被罵的對象，而罵的內容則一模一樣。政黨之變，有失也會有得，失者，是其他泛民政黨的支持；得者，則是吸引了一批渴望溫和務實的民主派支持者，以及打通了跟北京溝通的渠道。民主黨內的領導層都是參加了選舉政治逾二十年的資深政客，他們對於政治氣候的轉變和選民的傾向及訴求，理應有第一手及最深刻的掌握，如果不是計算出得多於失，我們不相信民主黨會甘冒被指為「民主叛徒」而轉軚支持政府。未來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將是考驗民主黨的兩場戰役，競選對手必會在「轉軚」問題上糾纏狙擊，選民是否接受「轉型」後的民主黨，很快就會有答案。 社民連是這次辯論中批民主黨最狠的政黨，從五區公投開始，社民連和民主黨已同床異夢，各有所思；對社民連來說，他們選擇街頭抗爭、拒絕與北京和特區政府妥協，「企得硬」，正是社民連的招牌和本錢；對他們來說，任何由特區政府提出來的政改方案，社民連都不會接受，因為做一個死硬反對派方能顯出他們的本色，也成為社民連吸引選民的最大賣點；民主黨之變，對社民連的「基本盤」支持者絕無影響，相反死硬反對派從此知所抉擇，過去支持民主黨的部份選民，有可能因為不滿該黨「放棄立場」而轉投社民連。對支持民主派的群眾來說，以後民主黨和社民連就代表了兩條路線、兩種取向，議會內的唇槍舌劍無關重要，選民到底會把選票投給誰，才是分出路線正確與否的最後依據。 在定位上最尷尬的，應該是公民黨。公民黨崛起於○三年二十三條立法一役，以法律專業號召港人反對國安立法的不合理條文，令市民眼前一亮，民主派內有這樣一批高質素的人物參與，不但令論政水平大大提高，也令選民從此多了一個選擇。公民黨打出頭來，是因為香港的政治光譜內長期缺少一批專業、理性、務實的民主派成員，公民黨正好迎合了「新時代」的需要，黨內幾名骨幹成員後來都順利當選進入議會。但是，從五區公投開始，公民黨卻選擇跟他們形像和路線有明顯分野的社民連結盟，而且「叫價」比社民連更高，呼籲二十三名泛民議員集體總辭；從此，公民黨到底想變身成為靠向社民連一翼，還是想繼續他們原來的路線，開始令不少選民感到迷惑。事實上，跟北京溝通，公民黨的基礎比民主黨優勝得多，可是幾經轉折，公民黨已變得面目模糊，令支持者感到無所適從。 建制派在這次政改風波中被北京「點」得暈頭轉向，大出洋相，他們當然不會「遷怒」於北京，只會把矛頭指向特區政府「發洩」，日後政府在議會內爭取支持，最大阻力也許會來自建制派！ 不過，對曾蔭權政府來說，政改方案獲得通過，已完成了他任內最重要的任務，其餘事項都成為次要，政局焦點，相信很快會轉移至下任行政長官的競賽A DOCUMENT ID: 201006263910081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A26 | 社會要聞 | By 蔡瑤 2010-06-21 　　不少中產父母工作繁忙，將子女交由家傭照顧，卻因而寵出刁蠻大帝。有精明家長向家傭傳授管教之道，放權讓他們按家規督促孩子，又要求兒子自行執書包和分擔家務；孩子若違規家傭可教訓，並在「每日成績表」打上×號。 　　任職小學教師的徐區懿華，與丈夫育有兩個就讀小學的兒子，二人上班時便將管教兒子的責任交予家傭；但家傭卻非「下人」，兒子必須尊重，稱呼為「auntie」，找她做事亦要講「please」。 設立行為表 不聽話可打X 　　夫婦二人又制定了一個「行為量表」，例如承諾不傷害他人、外出時與成人拖手、不可三催四請才洗澡等；若兒子違規，家傭便可教訓，徐太稱：「唯一底綫是不可侮辱及打孩子，若告誡後仍不聽話，家傭會在量表打X，待我回家再處理！」 　　徐太曾聘用一名很惡、會大罵小孩的家傭，但為免令她日後難管束兒子，從不在兒子面前責怪，只會私下協調；另一個家傭則太縱容，長子6歲時仍要餵飯，徐太亦要加以阻止。 　　為培養自理能力，徐太要求他們自行執書包和玩具；家傭放假時便一家人齊齊煮食、摺衫，學習為家庭付出。 　　她還阻止孩子被物質荼毒；兒子年幼時被長者「錫到燶」，學會扭計買玩具，她於是以鐵腕糾正：「長子試過扭買東西，哭到睡着都沒有用！」事後再和他講道理：「是否真的必須擁有？」 　　家庭經濟不俗，但除了益智課外書可盡情買之外，兒子要吃零食、買心頭好，都得自己儲錢買；長子每天1元，幼子5毫，「所以要買玩具，就要長時間不吃零食！」但最重要的，還是以身作則，故夫婦二人穿着樸素、不買名牌。 相關文章: 「港童」升中 才懂便後清潔　專家︰須花3年 才能「追回」自理能力 兒被記過 母威脅控學校誹謗 呼喝家傭 小惡霸竟掌摑老師 飯來張口 中學生不懂剝蕉皮 DOCUMENT ID: 201006210300014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A26 | 社會要聞 | By 王明瑜 2010-06-21 　　繼港男、港女後，香港近年亦「出產」了獨一無二的「港童」。在中產父母生兒育女「一個起、兩個止」下、加上不敢逆意的外傭貼身照顧，子女變成矜貴的「小皇帝」，走在街上不難看見操控父母、拳打外傭的孩子，有升了中學還不懂綁鞋帶及自己洗澡、看着香蕉也不知如何剝皮的孩子，他們均是被過度呵護照顧至沒有自理能力的新一代「港童」。 　　本報將以系列形式，探討「港童」問題、其「罪魁禍首」、成長後的長遠影響，及其行為與情緒病的因果關係。 　　據美國兒童成長階梯研究，不同年齡的小孩應做到某些的事情，例如在4、5歲便應懂得自行穿衣、如廁後自行清潔，6、7歲應懂自己洗澡、睡覺；然而，有心理學家發現，有學童升中後才學習綁鞋帶、洗頭及便後清潔；有孩子被過度照顧至不願上學「捱苦」，連續拒絕上學十多天，即使上學，亦因賴床遲到，父母卻安排司機超速駕駛送其回校。 　　心理學家指，在其輔導的個案中，三分之一涉及這類「港童」問題，他們更坦言，校內亦有同學與自己一樣；最嚴重的個案，要花3年時間才能「追回」自理能力。 　　香港健康情緒中心臨床心理學家鄒凱詩坦言，現今家長對子女過度照顧、過分緊張，加上有家傭陪伴左右，新生代的自理能力差了很多：「以前父母買綁蝴蝶結的鞋，逼我們獨立，學綁鞋帶……現在，不是工人在側替小朋友綁，就是家長索性買黏貼鞋！」 父替中三子洗澡 稱親子時間 　　她透露，其輔導的個案中，多達三分之一兒童問題涉及自理能力，出現「港童」特徵，他們因同時出現多種問題而求助，例如成績差、拒絕上學等；自理能力出問題的程度各有不同：「嚴重的有中三學生仍由父親替其洗澡……竟說是親子時間！」 　　不少父母或以為不懂洗澡、綁鞋帶是小事，認為總會有人代勞，最重要是將來賺到錢，但事實是，自理能力低會接影響孩童自信心及自我形象，對學業及將來發展均有長遠影響。 　　鄒凱詩透露，曾接觸一個較嚴重的中一生個案，還未懂洗頭和綁鞋帶，就連便後清潔也是小六才學習：「連護髮素都不懂如何用……未學懂便後清潔時，更乾脆不在學校上廁所！」 　　除自理能力差，由於被過度照顧，該學生開始好逸惡勞：「在家就是被照顧，食和玩……上學時，遲遲不肯起床，父母請司機接送，超速駕駛送校！」回到學校，連體育課也覺得是苦差，生怕被蚊叮，開始告病假逃避；最終，連續十多天拒絕上學，父母要求助心理學家。 　　雖然該學生指校內亦有和自己一樣情況的同學，但鄒凱詩表示，當他們漸漸發覺自己與其他同學不同，做不到別人做到的事，便會失去自信心、自我形象低落，做任何事也會覺得自己比別人差，甚至逃避，嚴重影響將來發展。 易失自信形象差 家長應放手 　　像這樣嚴重的個案，自理能力過低並已影響學校生活，或需花2至3年，去「追回」一些別人幾歲便學懂的事。 　　「其實現時不少中學生仍不敢一個人睡，甚至與媽媽同床，因而連學校的宿營活動也不敢參加，這影響他們獨立，就連社交能力也受影響！」 　　鄒凱詩提醒家長，應該學懂「放手」，讓子女可以自立。 相關文章: 授權家傭教仔 督促執書包 兒被記過 母威脅控學校誹謗 呼喝家傭 小惡霸竟掌摑老師 飯來張口 中學生不懂剝蕉皮 DOCUMENT ID: 201006210300011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5 | 時事評論 | By 練乙錚 2010-06-23 筆者上周提出一個觀點，認為泛民主派成功分成兩翼，靈活性大增，三黨在政治光譜上的相對位置拉開，合理化了，能推出不同的民主政治綱領、政策和策略，供應「政治市場」上泛民一端的民眾內部政治需求，故此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傳統智慧認為「泛民沒有分裂的本錢」，但這個看法只在最基本的層次正確，在策略性的、具體運作的層次，卻大有問題。別的不說，從前泛民群眾投票要配票，效果不好，何秀蘭一度「出馬」失利，便是例證，皆因各民主黨派提供的「政治產品」太雷同，派內各黨、各參政者之間的異化不夠故也；換句話說，當時的民主派太團結。 和和氣氣地團結，給泛民群眾的感覺良好，但實效一直不彰；去團結而趨異化，反可逆境求勝。從五區公投到最近的政改一役上看，此結論更為清楚。民主派分成兩翼之後，港人意識裏很快普遍確立了一重要論述，那就是「當權派不讓步，香港社會無可避免激進化」；這個論述已經、並會在今後產生強大作用。 民主黨向中間移動 然而，要確立這個論述，單是社民連激進化，還不夠說服力；到後來，連一個根植中上階層的公民黨也激進化了，社會大眾才看清政治形勢，統治階級才感到事態嚴重，知所應變。民主黨方面，也正正因為公社兩黨激進化，它才可向中間挪移而不再擔心在「友好競爭」之中失去部分群眾；它一旦向中間移動，便取得與中央談判的回旋空間，逼得當權派讓步。 民主派演化出兩翼，主要是通過五區公投完成的，社民連功不可沒，其他兩黨亦各自作出恰到好處的的反應；期間，雙方齟齬不絕，當會令泛民群眾擔心甚或失望、反感，但筆者認為，客觀而言，那不過是「產品異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不能避免，因為群眾不一定能接受理性異化而須動之以情，故民主派之間的罵戰縱使難聽，也並非絕對壞事。上述異化過程不靠共識，卻天衣無縫，因為有「政治上的無形之手」在運作。 政治競爭的內涵非常豐富，但其結果是否一定最好？就實現香港真正民主雙普選而言，以當權派接受「區議會改良方案」為標誌的六二三階段性結局，長遠是有利還是有害？這是關鍵問題，筆者有如下看法。當權派一方有兩股勢力，一是是北京的政治力量，一是本地資產階級，兩者大處不盡相同卻有互相利用的餘地，其他當權派陣營中人，都依附在這兩股勢力底下，有些是一身事二主，包括特區政府一些高官及部分傳統左派在內。 筆者分析過，當權派之中，最堅決反對政改即最反動的力量，不是北京而是本地資產階級，其基本立場之一便是凍結現有功能組別，不僅反對民主黨方案，連特區政府提出的區議會小圈子互選方案也絕不支持，因為對他們而言，今後最理想的結局便是政改永遠原地踏步；至於西環，觀乎其近月的行為及言論，概未與中央保持一致、「轉軚」最慢最不情願，則其為本地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所收買，十居其九。「區議會改良方案」獲中央接受，輸家便是本地資產階級及中聯辦。衝垮此路障之一角，是民主黨近月努力成果之一。 其次，由於中央已決定直接干預本地政改，泛民今後直接與之博弈，不能不注意中央處理香港政治事務手法的一貫特點：關鍵事上，言而寡信。八十年代以來，中央對港人作的重要諾言，包括「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七年起可以雙普選等等，一一落空，而挖空心思、扭盡六壬炮製出的新概念如政改五步曲（比原來多了兩步）、功能組別不一定違反普選原則等等，卻層出不窮。 事實上，中央政府的政治信用比起特區政府的更不如。因此，泛民今後作政改要求，要以「現貨交易」為主要原則；其他一切多年之後才兌現的東西，不太值得爭取，因為如果有「需要」，中央大不了不要面，來一個人大決議，承諾便化為烏有。 此次民主黨提出方案之後，在談判過程中不斷有所退讓，但退讓的東西說到底，現在都不足惜，因為都是要求中央給出的種種兌現期七年以上的「期貨」，如終極方案、路線圖、普選定義等；爭取而沒退讓的，卻是眼下這屆「立會新增區議會議席由三百多萬市民投票產生」這件「現貨」，可謂得宜。 與寡信者談判，一鳥在手，勝過十鳥於林。當然，便是這件「現貨」，中央要反悔還是可以，只不過言猶在耳，巧立名目不容易、政治代價比較大而已；最好的保證，還得靠全體泛民從不同方面不懈施壓，務求令中央貨真價實。 民主運動形勢大好 「區議會改良方案」當然只是通往真正雙普選的細小而不完全保證有所得的一步，其負面已由激進派深入分析，不必在此多說，但筆者認為，爭取成功了，重要概念意義還有兩點，俱不在於其本身：其一，是讓「民主派為反對而反對」之說不攻自破。先是五區公投打出新局面，顯露了民情，特首面對此形勢，不得不與激進派人物認真對話，中央則更因此知道有必要審時度世，開展了與民主派溫和翼的談判。 如果泛民領袖都是脫離群眾、為反對而反對之輩，則最高權力認真與之溝通，毫無必要，何苦來哉？故政府近日的行為已反證，這些久被當權派誣衊的反對派，其實是一直以來真正最為民主建港而反對政治特權的社會精英，是光榮的反對派；當權派再要口不擇言，只能是自打嘴巴。 其二，是向泛民群眾闡明「泛民雙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大道理。此次民主黨及其盟友有所建樹，必須認識到，是客觀上有公社兩黨和社會上大批激進派作強大後盾方能達致的；若港人只有柔軟一面，共產黨會聽你的？ 再打個比喻說，短跑好手預賽跑出了名次，應部分歸功那個只提供反作用力的起步器；況且，以後再要入圍進半準決賽、準決賽乃至決賽，還得靠那放地下沒跟着你跑的東西。故激進派這陣子便是批得猛、罵得兇，溫和派裏裏外外也別反應過度，反而是要對當權派惡意抽水保持警惕，及時作適度反應。「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毛主席這句詩後面的典故，溫和派抽象繼承還用得着。 自五區公投至六二三，政治板塊挪移，民主運動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但今後還得靠各方出牌理性、精準，才可繼續有所斬獲。因為對手是強大、聰明、綿密的，而且資源豐富。 《信報》特約評論員 練乙錚 DOCUMENT ID: 201006233910059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6 | 副刊．文化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0-06-19 法國北部諾曼第小城魯昂（Rouen）是個夏天短住的好地方。把寫作和工作搬到法國來，每天在咖啡室閒坐，看小狗在廣場上追逐，周末到市場買條長麵包和蔬果，跟這裏居住的人過着同樣的平淡生活，時間恍似停頓了一樣。 我愛這兒的寧靜，在煩囂城市生活中找到歇息空間。過得久了，人變得很容易滿足，因為生活和思想上的養分十分充足： 到巴黎看博物館聽歌劇，只是一小時火車程；了解法國歷史，不遠處是二次世界大戰時的D-Day灘頭。若想不問世事，又看不懂法語新聞，當地居民絕不會提起掃興的人間悲劇。 法國總統薩爾科齊最近計劃把首都從巴黎擴展至一百里外的諾曼第港口勒阿弗爾（Le Havre），經過魯昂，形成貫穿塞納河的「超級綠化都會」。他說拿破崙早有這念頭，曾想用港口作為經濟樞紐和通往巴黎的第一個着陸點，以展示法國為歐洲文化中心的優越地位。薩爾科齊及其顧問Jacques Attali認為巴黎漸漸邁向老化，不但是歐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污染和社會問題嚴重，而且許多建築物日久失修，所以不能坐視不理或單靠幾百年前的帝國餘輝而自滿。 於是他們請來各國著名建築設計師，選出十項建議再評估其可行性。提議包括關閉巴黎現有最繁忙的火車站Gare du Nord和Gare de l’Est，用一個建在市郊的巨型火車站取而代之，安排磁浮火車和二十四小時地下鐵路連接各小鎮到市中心。法國建築師Roland Castro提議在外族人佔多數的巴黎近郊La Courneuve建一個像紐約中央公園般的綠化區。而連貫巴黎、魯昂和勒阿弗爾的構思，就是出自曾設計巴黎迪士尼酒店的建築師Antoine Grumbach。 反對者認為這位外號「珠光寶氣總統」（President Bling Bling） 的薩爾科齊罔顧國家財赤和政治動盪危機，竟讓政府官員花九個月做出這項風花雪月的報告，其實只想仿效前總統密特朗發起建羅浮宮博物館般，在法國文化史上留名。羅馬豈能夠用一天建成？這些草案不過是政客提交的功課。 魯昂和勒阿弗爾有各自的小城風味，不應受巴黎的烏煙瘴氣破壞：坐在紀念聖女貞德被處死的石碑前，讀一下她的神話事迹和百年戰爭的歷史，或重看福樓拜的Madame Bovary，一轉眼便幾小時。魯昂大教堂（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Rouen） 沒有旅行團大吵大嚷，只有附近餐廳播着的柔和音樂。美酒佳餚也是很隨意很便宜的消費。每夜十時至十一時，更能看到印象派畫家莫奈所畫的魯昂大教堂油彩像投射在大教堂的外牆上，像兩幅圖畫重疊在一起，令市中心的廣場成為晚飯後散步的好去處。子夜時抬頭看看Gros Horloge 街上十四世紀的天文鐘，跟着捨不得回旅館。這真是世外桃源的生活！ 2005年夏天，當我離開了魯昂，還在回味着當地生活的時候，倫敦卻發生了炸彈襲擊事件。倫敦受到恐怖分子襲擊，無辜者則在地鐵被警察誤認而中槍喪命。我不能想像這種可怕的情形，擔心更駭人的襲擊會再來。所以原本要到高文花園去訪問英國女演員Harriet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02 | 要聞社評 | 社評 2010-06-12 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曝光，輿論焦點都放在勞工待遇和管理問題上，其後富士康大幅增加工資，才令事件稍為平息。但內地隨即紛紛出現罷工潮，要求改善工人待遇，工廠又鬧勞工荒，進一步增加勞動成本上漲的壓力，令不少企業、尤其是在內地設廠的港商關注工資會否持續上升，影響經營成本，會否削弱本身的競爭力。已有港商指在全球化經濟下，企業面對不同市場競爭，難以將經營成本上升轉嫁至買家或消費者身上，最後只有降低利潤甚至關門結業。如果情況沒有改善，港商也許會撤離珠三角地區，遷移到更偏遠區域生產，如此趨勢，難保不會出現一場企業倒閉潮。 內地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已有像「聯想集團」般可以走向國際的內地企業，藉市場併購和開拓新技術，發展國際品牌。但不少在內地港商至今仍依賴低廉勞動力，生產低增值的貨品。直到富士康事件後，才令人醒覺這種生產模式已步入黃昏；港商多年來是否錯失了技術升級、業務轉型的良機？ 港商生產的貨品，以輸出歐美市場為主。過去二、三十年，雖然經歷多次經濟周期，但整體仍有穩定增長。自八十年代香港工業逐漸北移，尋找生產成本更低的地方生產廉價產品以滿足市場需求，或從事代工生產，從中獲利不少，但很少願意在技術研發上投資，以提升產品質素和水平。多年來，能在國際市場上佔一席位的香港品牌寥寥無幾，而在穩定訂單和龐大低廉勞動力供應下，中小企更沒有動力尋求突破，誤了三十年黃金歲月。 二○○八年金融海嘯，轉瞬間主要市場需求萎縮，不少中小企訂單銳減，導致嚴重資金周轉困難，當時的情況已暴露了出口導向的缺陷。當局的對策只是採取緩兵之計：「撐企業、保就業」，對中小企提供達一百億元的信貸保證，鼓勵銀行向中小企貸款，同時積極安排採購團到港，藉此拓展商機。當局也意識到經濟多元化的需要，宣布應繼續發展知識型經濟，於是提出開發包括創新科技、創意工業和檢測認證等六項產業，與內地地方政府探討為港商在開拓新興業務時「拆牆鬆綁」的措施，目的是試圖逐步脫離依賴勞動密集的生產模式。方向雖然正確，但實際上效果並不明顯。近日仍有內地港商詬病當局未能為中小企提供實質支援，而富士康事件所可能引發的「加薪潮」，又凸顯香港在內地中小企仍停留於低技術、低成本生產經營的情況，走不出不斷依賴政府政策和短期協助的宿命。 在自由經濟下，企業要有所作為，必須發揮自身的企業精神，開創新局面，不能長期依賴政府的一時優惠政策以苟延殘喘。但促進企業發展，政府是否在基建、人才培訓、整體市場推廣、提供更多市場資訊、改善營商環境等措施以外，再無可作為？如果內地在勞動力供應方面再沒有優勢，當局和社會認同未來本港應朝向知識和技術型經濟發展，而本港具備技術、人才、物流等方面的基本條件，是否應考慮鼓勵部分工業回流？在本港，土地供應和價格往往是發展的限制：在高地價政策的背景下，發展「豪宅」利潤豐厚，令投資者不思進取，難有動力開發其他對本港長遠發展更有利的事業。當局是否應有遠見，檢討土地政策以鼓勵和配合不同經濟活動的發展？在土地供應方面，多年前當局曾有發展人工島的構想，主要用作放置建築廢料用途。若能解決環保方面的問題，是否可以重新探討這個方案，為本港發展注入新動力？A DOCUMENT ID: 201006123910014

Ming Pao Daily News D06 | 世紀 | 世紀．烽火馬料水 | By 周保松 2010-06-21 六月二日晚上十一時○四分，我們收到中文大學發出的「堅守政治中立原則」電郵通告，拒絕中大學生會置放民主女神像於校園的申請。不足兩天，此事演變成建校以來最大的管治危機。六月四日深夜，未圓湖畔，大學站前，在三千人見證下，民主女神像降臨中大。 作為中大人，眼見母校數十年傳統和名聲有毁於旦夕之虞，那份焦灼心傷，難以言述。痛定思痛，從今次及過去幾年發生的大大小小事件中，我們得了什麼教訓？如果我們只是推搪卸責，並歸咎公關工夫不到家或學生不聽話，那麼類似事件恐怕只會一再重演。中大從價值理念到制度文化到日常教研，已現危機，這是中大員工不難感受到的。如果我們不好好反思，並努力謀求改革，那麼我們不僅有負香港社會對我們的期望，也必將承擔深重的歷史責任。 對於整個事件，可議之處甚多，我這裏只談一點，就是希望中文大學從今天開始，能夠學會公開講道理，並用理由說服我們。原因有三。第一，大學是追求道德學問之地，而決定真假對錯的，是客觀的理由，不是人的身分地位權力。第二，大學是公營機構，校方有責任將許多影響深遠的政策背後的理念理據公開宣示，容許師生自由討論，既讓自己有糾錯機會，也可藉此建立管治的正當性。第三，言傳身教，是教育的不二法門。如果大學整天給學生批評一言堂黑廂作業假諮詢，也就難言能為學生提供什麼良好的民主教育示範。中大要有明天，第一步是學會以理服人。 *** 以今次爭論為例，校方整份聲明不足三百字，聲稱行政與計劃委員會一致決定「大學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維護所有大學成員享有表達不同見解和持有不同立場的自由」。正是基於此原則，而非別的理由，才拒絕學生會的申請。由此可見，校方十分重視此事，且經過深思熟慮才有此決議。既然如此，我有以下三問： 一，既然大學一直堅守中立原則，為何多年來不在校園公開宣示，使大學員生有充分認識，反而在之前諸多事件中（例如去年頒授榮譽博士給唐英年先生）讓人質疑校方有明顯的政治偏頗？二，校方明知此事敏感，勢必引起社會爭論，甚至傷害很多香港人的道德情感，影響中大聲譽，那麼作出決定前，為何不舉行公開聽證會，詳細解釋背後理由？三，聲明公布後，面對校園內外潮湧的批評，為何校長及委員會成員不利用這個最後機會，為自己所篤信的原則公開辯護，爭取師生公眾支持？ 我對此實在不解。我並不介意校方有自己的立場，我在意的是為什麼不能將支持這些立場的理由，好好公開說清楚。我們至今收到的信息，都是由公關部發出，非常簡短，沒有下款沒有解釋，只是通知。而劉校長至今也沒有站出來，向全校師生作過任何正式交代。這樣做的結果是，所有師生對大學真正發生什麼事一無所知，管理層的道德誠信受到公眾質疑，整所大學辛苦建立的聲譽嚴重受損。最教人難過的，還是我們收到不少學生和校友來信，哀嘆母校緣何變成如斯模樣。我們為這樣一紙聲明，付出難以想像的代價。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嘗試理解校方提出的政治中立原則，認真探究其意涵，並將道理說清楚。畢竟這並非兒戲之事，而是關乎一所大學的未來。 *** 依我理解，所謂政治中立原則，是說掌控大學行政權力的決策者，在就大學事務作出決議時，不可以訴諸政治理由作為決定的依據。也就是說，決策者在做決定時，有意識地採取一種自我約束的態度，暫時擱置個人政治判斷，並只考慮其他的相關理由。這裏須留意，中立原則只適用於擁有權力的大學決策者，而不適用於一般教職員和學生。原因很簡單，只有決策者才代表大學，同時只有決策者才有決定大學事務的權力，因此需要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所以，某大學教師參與政黨活動和中立原則根本不相干，但一校之長擔任某些政治職務卻有可議之處，因為我們無法保證，校長會否因為該等職務而在決策時引入政治考慮。所以，如果大學真的重視中立原則，為表公正，掌權者理應自我約束，避免擔任和其職責無關的政治職務。 為什麼大學要謹守政治中立原則？據中大校方解釋，因為這有助於「維護所有大學成員享有表達不同見解和持有不同立場的自由」。這有其道理。試想像，如果大學在決定資源分配、人事聘任以及課程設計等問題上，用的不是相關且適當的學術理由，而是考慮該部門或當事人的政治立場是否和校方一致，那麼自然構成政治審查，威脅學術自由。此外，中立原則還有一重作用，就是當大學受到外來政治壓力，要求校方對老師學生的言論和活動作出限制時，它可以用此原則抵擋那些要求。所以，政治中立原則的背後不是價值中立，而是很深的道德信念：大學的最高使命，是追求真理。要發現真理，大學必須兼容並包，容許不同觀點在校園互相交鋒，自由辯駁。大學的角色，不是宣揚某黨某派觀點，又或服膺當權者的政治意志，而是盡最大努力，保障師生在一個自由環境中進行自由探索。 有了以上理解，那麼當學生會向校方提出申請時，最正常的做法，是根據既有行政程序，經雙方討論後，即可決定能否置放，置於何處及放置多久。無論最後決定是什麼，根據校方定下的自我約束的中立原則，它一定不可以訴諸政治理由。教人詫異，校方白紙黑字給出的說法卻是： 「如有行動或活動反映政治立場，而對大學政治中立的原則有損者，大學不應涉及。鑑於上述的原則，行政與計劃委員會不能接受學生會會長五月二十九日來函所提出的申請。」 這個論證不能成立。 不錯，學生會的申請，毫無疑問反映了它作為一個學生團體的政治立場。但學生會不是大學決策者，學生會的立場更不代表大學的立場，它沒有任何責任要保持政治中立。因此，為了貫徹中立原則，校方的結論理應是： 「在滿足其他非政治性的相關條件後，應該批准學生會的申請。至於該件展品的政治含意為何，校方不作判斷。」奇怪的是，校方最後卻引用了自己對民主女神像的政治判斷來否決學生會的申請，也就等於一手破壞了大學自己聲稱要堅守的政治中立原則。在邏輯學上，這叫做自我擊倒（self-defeating）。同情地理解，校方或會回應說，一旦容許學生會將女神像置於校園，難免令人誤會這就是中文大學本身的立場，從而惹來很多麻煩，有礙中大長遠發展。這個問題很易處理。只要校方出一紙聲明，又或在神像邊加一告示，說明學生會的立場和大學無關即可。如果校方堅持說，這種切割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那這也就表示，它要對中大所有團體舉辦的活動皆作審查，凡牽涉政治性質的都要排除出校園之外，確保大學和政治絕緣。我想普天之下，沒有人會接受這樣的結論吧。 *** 在上述討論中，我們假定了政治中立原則的合理性，並指出由此原則推導不出校方要下的結論。但想深一層，一所大學真的應該在所有事情上保持政治中立嗎？我們不要忘記，政治中立的原意，是更好地保障學術自由。因此，當大學的學術自主性受到外來勢力威脅時，大學就不宜再談什麼「政治中立」，因為這些勢力要破壞的，正是中立原則背後所要保護的學術自由。大學此其時要做的，是直接站出來拒斥這些干預。學術自由是大學的基石。沒有這一基石，整所大學都會崩塌。 再深一層，大學並非世外桃源，學術自由更不可能單獨存在，而是建立在整個政治制度的自由體系之上。試想像，如果一個社會的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沒有民主法治，欠缺廣泛的公民和政治自由，那麼大學也難獨善其身。這點我們應該有所體會，因為在今天香港的大環境中，因為種種原因，大專院校的自主性早已十分脆弱。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視學術自由為大學的命脈，那麼在專制與民主、奴役與自由、壓迫與解放之間，大學沒有任何中立餘地。又深一層，學術自由是大學生存的條件，卻不是唯一和最高的目標。大學更重要的使命，是在自由的環境下，培育學生的獨立人格和批判意識，鼓勵他們求真求善求美，並對建設合理公正的社會有所承擔。所以，在不影響學術自由的前提下，大學實在毋須因為政治中立而自綁手腳，不敢去肯定和弘揚一些經過長期實踐而得到充分證成的政治價值。難道鼓勵學生追求民主自由，懂得尊重容忍異見，勇於實踐公義，關懷弱勢社群，不可以是（或不應該是）大學的責任嗎？中立原則本身不是大學的最高原則，而是為了保護學術自由而衍生的操作性指引，我們千萬不要主次不分和因噎廢食，因而患了政治潔癖症又或政治恐懼症。 我相信關心中大的人，都會為今次事件痛心不已。因為無論實情如何，已令整個社會懷疑中大捍衛學術自由的決心。這是大學受到的最大傷害。我對中大有很深感情，並相信她有更遠的路要走，有更偉大的使命去完成。但這次事件讓我意識到，如果在龐大的體制面前，由於長期的安逸怯懦恐懼漠然和明哲保身，我們整個知識群體喪失批判性的話，中文大學的路將會十分難行。 我們不是旁觀者，我們責無旁貸，我們任重而道遠。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周保松 DOCUMENT ID: 201006210040285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02 | 要聞社評 | 社評 2010-06-19 行政長官曾蔭權周四與「五區公投」總發言人余若薇就政改方案辯論敗陣，香港大學民意調查中心的即時調查指，市民反對政改方案的人數不跌反升，多個星期來政府啟動宣傳機器試圖扭轉民意的努力付諸流水。行政長官昨天表示，在未來五天爭取支持通過政改方案「有一定難度」，但政治總會有出人意表的發展。 上星期傳出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與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會面，會上唐英年向何俊仁確認，若中央接受民主黨的「改良區議會方案」，他會否向黨員大會推薦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何俊仁隨即確認，更表示若會員大會不贊成他的建議，便會辭任黨主席職位。現在姑且不討論何俊仁在沒有得到黨內上下共識而作出如此承諾是否合適，也不討論民主黨是否在政改談判階段過早揭露「底牌」，在策略上是否失誤，事態發展快得令人目眩，其實更耐人尋味。會議第三天，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撰文指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未必違反人大常委會二○○七年的決定」。事隔一天，前律政司司長及《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轉軚」，認為方案可取。只在兩星期多前，梁愛詩清楚否定民主黨及普選聯提出的建議，認為「根本不合理，中央政府難以接受」，不久即強調該建議「並沒違反《基本法》，值得支持」。此外，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上月底也批評民主黨的方案「不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二○一二年兩個選舉辦法的決定」，但昨天卻忽然表示「不清楚……方案有否牴觸《基本法》及違反人大的決定」，但認為「有關方案不錯」。言論發表後，各建制派代表爭相歸邊：自由黨、經濟動力、工聯會及民建聯紛紛表態：如果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符合《基本法》和人大的決定，他們也會考慮支持。 這些言論是否中央將會接受民主黨的方案，相信答案很快揭曉。但事件已表達一個強烈訊息，下周三政改方案經加入民主黨建議，通過的機會大增。不過，要問的是，如此方案，是否真的讓香港政制發展向前走？是否令香港民主進程推前？是否社會政制爭議從此平息？相信答案並不樂觀。政改目的，是要落實《基本法》最終在香港實現普選的目標，並為香港建立更公平、公正的制度，讓行政、立法、司法機關能有效發揮職能，互相制約。衡量任何政改方案，應先檢驗是否能達到上述目標。 早前已有評論認為方案不會明顯改變立法會的勢力平衡：新增區議會候選人由現任區議員提名，在建制派佔優勢的區議會，泛民未能穩操足夠提名。即使取得提名，能夠取得多少席位也要視乎到時採用哪種選舉方式。即使在區議會功能組別上泛民可取得三席（相信已相當樂觀），在分組點票機制下，仍然未能扭轉長年的敗局。所以即使中央願意讓步接納方案，對議會內的權力平衡也沒有太大進益。 設立功能組別制度的原意，是讓專業人士以知識和經驗服務議會，加強議會的議政能力。但回歸後，功能組別加上分組點票淪為行政機關用以維護權威的工具，當政府處於弱勢時，行政機關往往不惜以政策傾斜換取功能組別代表的支持，以強化政府的認受性，但到頭來政府卻成為特權階級的附庸。這種現象在第三屆特區政府尤其明顯。而改變這個現況，正是泛民多年來堅持的信念和原則，也是市民支持他們的基礎。可惜所謂區議會改良方案，不但對改變功能組別制度毫無作用，反而讓該制度更根深柢固，將來更難取消。 試想，要求專業和工商界別交出政治特權已是難事，將來要取消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便要多說服四百多名有意進入議會的區議員，以及他們的第二、第三梯隊，阻力豈不是更大？現在民主黨的建議，最後即使令香港政改「起錨」，但卻離民主港口愈來愈遠，市民的「夢想」更難成真A DOCUMENT ID: 20100619391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