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uly 2010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4 | 副刊．文化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0-07-24 學術界除了有諾貝爾獎，還有一個名為Ig Nobel Prize的另類獎項。名字由「不高尚」（Ignoble）演變而成，是科學幽默雜誌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 在1991年開創的比賽，為要表揚那些「無法重做也不被重視」，而且要先逗人發笑，再讓人思考的科學成就。主辦成員每年根據諾貝爾獎一樣選出和平獎、經濟、文學、數學、化學、物理、醫學的得主，還加設了獸醫學和公共衞生等多方面的榮譽。前年在波士頓，差兩天便可以在哈佛大學Sanders Theatre看這個頒獎典禮，只嘆沒有緣份。 無論是在歐美，還是在香港的大學做科學研究，爭取經費是最頭痛的事。別說想做無法重做也不被重視的科研，假如在經費申請表上算不出實驗的結果和成功率，獲得撥款的機會便微乎其微。愛因斯坦和牛頓如果重生的話，先要費些推銷員的唇舌，才有機會測試他們天馬行空的理論。 經濟環境不好的時候，申請政府撥款更像拔牙般痛苦。英國最近宣布的財政緊縮政策，預計直至2014年要把公共開支削減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大約抽起60億英鎊，包括教育經費。新任科學大臣維萊茨（David Willetts）在《新科學人》雜誌訪問中說，政府不會剝削科研空間，因為科學不單對人類和經濟帶來得益，更有保存和探索知識的文化價值，所以削減大學經費目的是重整金錢運用，例如減少招待費、出差費及各種津貼，鼓勵大學「花更少的錢，做更多的事」。 維萊茨從沒親身做過科學研究，難以體諒大部分大學研究人員身兼教學和研究的苦況，每年還要擔心經費來源。當我申請博士後研究資金時，覺得最荒唐的是一位已經二十五歲、念了六年大學的人，竟然要自己找工資去替別人的研究組工作。世界上有什麼行業聘用僱員的最低標準是博士生，而且不費公司一毛錢的？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應該將教學和研究兩者分開，再決定哪方面的資助要凍結或減省。首先，大學教育的宗旨是傳授科學知識，鼓勵學生具備求知欲，挑戰前人所發現的「事實」。這個學習階段，是培訓導師的教學能力和孕育學生尋根問底的興趣，而非着重於教員所寫的報告、學生成績等文職。科學本身是個歷險過程，花多點心思開辦小組式的師徒交流和比賽活動，反而能打破人們對科學符號和概念的恐懼，營造出科學精神的氛圍。例如《自然》科學雜誌和麻省理工大學Innocentive合辦的網上比賽，提供專業技術平台給全球學生和科研人員，替公司解決科技難題；較大規模的美國Ansari X Prize更提供1000萬美元給最具前瞻性的航天研究、汽車科技和基因醫學突破。 至於大學研究學系的重點是為人類作出貢獻，所以研究人員不應依賴政府撥款。以歐洲最大的研究組織「歐盟科研計劃」（Framework Programme）為例，雖然涵蓋所有科學領域的研發活動計劃，主要由歐盟資助，實際上只佔公帑研究額總數的百分之五。許多英美大學也只提供實驗室的地方給研究人員，其他所有聘請人才、買儀器和日常開支，要年復一年地申請經費才能維持下去。在理想世界裏，政府最好當然是投放資源到大大小小的研究項目上，但我理解政府沒辦法處處施予援手——如果不削減教育費，便是在醫療或是公共建設等範疇上大刀闊斧。基於科研具備經濟價值，科研人員自己負責向慈善機構和私人企業籌集經費，是最有效的方法。 微軟公司創辦人蓋茨所辦的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慈善組織，在2008年設立了合共3400萬美元的開拓基金（Grand Explorations Grants），每年在全球資助百多項基礎研究，或是未被證實的科學理念。蓋茨夫婦解釋發起這個基金的原因是他們經常在實地考察中聽到別人說：「要是我有資源能試試這個方法就好了。」所以他們也下個賭注，因為「人類不曉得他們還不知道的事」。這些項目大部分針對最貧困國家的疾病問題，對非洲、南美洲和東南亞一些地區惠澤不少。 推動科研不應只靠政府和慈善團體，反而大學要促進研究人員與私人企業，甚至與創業資本公司合作。這種自由交流除了在美國、新加坡和一些理工科佔主流的學府之外，還未成氣候，問題癥結正是因為大學沒有把教育和研究兩個方針分割開，一方面怕得到私人公司的資助，犧牲平等教育的理念，另一方面擔心研究人員利用大學資源做出成果，然後賣給公司而獲利。我認為這些不外乎是商人經常面對的問題；分散科技投資組合本是投資公司的專長。夥伴關係能令兩方互利互惠，集中「R&D」的研究部分在學術界，而發展方面則由企業接管。現今大學的科技研究和企業投資各有穩定發展，只缺乏多溝通橋樑把策略連繫上。財政的緊縮可能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作者為牛津大學博士，曾於劍橋擔任管理顧問。 毛羨寧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0 | 副刊．文化 | 毅行出哲學 | By 蔡東豪 2010-07-24 大浪西灣魯連城事件發展得真快，我對網上群組的組織行動能力本已不存疑，今次更加佩服至五體投地，政府和企業不能不重視這股由市民凝聚的力量。今次事件最令我驚訝是，魯連城買地交易完全合法，而政府各部門在交易過程中全不知情。 富豪自有辦法 有些事情市民是要依賴政府去做應做的事情，例如保護香港的自然景色。我在2010年1月23日的文章〈我怕梁振英〉不幸言中：「在香港六成土地面積上，我們見盡欠缺透明度的政府運作，不平等的政府施政，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在另外四成面積上，我們得到一個感覺上自由、平等、開放的環境。在郊野公園，地產富豪的權益不比其他人高。」我錯了，富豪自有他們的辦法。 市民怎想到跟大浪西灣沙灘相連的一片土地竟然不屬於郊野公園範圍。這肯定是政府的錯，當年政府或者怕煩，不向村民收地，在規劃郊野公園的時候避開私地，又沒有立例管制這些私地的轉讓。政府的假設是，這些地方了無人煙，欠缺交通接駁，任它不設防也不相干，政府在規劃郊野公園時想不到會有一小撮富豪竟可富有到這地步。愈難到達、愈了無人煙的地方愈吸引，因為富豪有直升機和遊艇。 對於香港地產出現的種種不正常事，我開始有一個新想法：或者政府跟富豪的關係不是官商勾結，而是政府根本不是地產富豪的對手，大家不同Level，一邊是不停有高手加入，戰意高昂的西班牙國家隊，另一邊是技不如人，一盤散沙的港聯，雙方水平相差太遠了。以大浪西灣事件為例，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在報章頭條刊出事件由來之後，仍懵然不知；後知後覺就想速速補鑊，但發現束手無策。今次事件要不是市民發動群眾力量，政府早已投降。 睇住政府來打 地產商有計有謀，睇住政府來打，你要講法律時我跟你講法律，你要講保育時我跟你講保育。地產商還不時重金禮聘前政府高官加盟，知己知彼，對灰色地帶瞭如指掌，專長鑽：法律罅隙。魯連城對邱騰華，打真波，讓兩球我都買上盤。 聞戰鼓，思良將，我想到梁振英。面對地產商的欺凌，曾蔭權可幫自己辯護，這不是他的錯，他接手時已是這樣子，無理由要他解決幾代官員留下的爛攤子。我無氣力去追究曾蔭權，不過振英哥，你不同，你恨做特首，但未上得工。我發夢市民有權選特首，我一定在你上工前定下條件，條件就是改革地產業的種種不公平。我覺得「阿爺」不大管地產，內地冇發水樓，阿爺冇講過地產商一定要賺大錢，阿爺最關心的是社會和諧，而香港社會明顯地因地產商的手段變得不甚和諧。 我想通了，政府跟地產商這場對弈，只有一個方法，外國人形容為Poacher turned gamekeeper，由偷獵者轉為看護者。以振英哥你在地產界的經驗，捨你其誰。我決定投你一票，願意幫你站台助選，條件是你要盡你的一切能力去保護香港的郊野公園。從大浪西灣事件看到，政府不主動出手改例和設關卡，郊野公園遲早變成富豪私人樂園。 http://trailwalkerasphilosophy.blogspot.com 蔡東豪 DOCUMENT ID: 201007243910107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02 | 要聞社評 | 社評 2010-07-24 西貢大浪西灣挖掘工程經媒體廣泛報道後，在社會引起極大迴響，雖然有關業主表示暫停施工，事件並未因此平息。下周三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與發展事務委員會將召開聯席會議，就大浪西灣個案所反映的現行土地及發展管制與環境保護是否兼容的問題，作進一步討論。 事件緣於蒙古能源主席魯連城以約一千六百萬元向西灣村村民購入當地十萬多呎土地，按魯連城發言人指，該土地將用作有機耕作及設置供應灌溉植物用的水池。發言人強調，業主不擬將物業發展或作商業用途。可惜雖然工程暫時停止，但當地景色已遭到嚴重破壞，難以恢復原貌。在香港，土地業權轉讓、重建和發展的活動相常普遍，市民尊重私有產權，在不違反法例或不妨礙重大公眾利益的情況下，市民甚少會表示異議。但大浪西灣工程曝光後，隨即引來極大反響。其中一點值得留意，是不少公眾認為大浪西灣等郊野地帶，屬香港市民共同擁有的天然資源，但忽然成為富豪私人樂園，令市民覺得有被巧取豪奪之感，於是又再激起在社會積累已久的矛盾。市民深感政府政策多年來向商界、尤其地產商傾斜：由紅灣事件到發水樓、屏風樓；由強拍條例以致豪宅跳層、天匯事件等，無一不令市民質疑特區政府是否因覬覦地產市場對公共財政的收益，在沒有其他更加穩定可靠收入來源下，惟有處處維護地產發展商的特權，甚至罔顧市民福祉；加上政府對大浪西灣事件愛理不理的態度，再次觸動市民神經，使衝突頓時白熱化。 其次，是事件進一步反映特區政府在保育工作上意識不足，對鄉郊、自然生態等保育工作漠不關心、發展政策短視等問題。目前處理保育工作，可從環境和發展政策着手。環境局和發展局統領環保署、地政總署、規劃署、漁護署及眾多公務部門，透過彼此協調和合作，理應可事半功倍。但諷刺的是，當發生大浪西灣事件後，市民只見發展局局長處處迴避，各相關政府部門只是以沒有權力處理等藉口推卸責任。上周二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回答傳媒詢問時指，工程所在地屬私人擁有，當局無能為力，市民卻須在「尊重業權和環境保育之間取得平衡」。而當記者要求當局澄清當事人有否在改變土地用途和進行工程前向政府提出申請的一個簡單基本事實，局長卻以「可能涉及日後法律問題」，草草回應。 局長的回應正反映當局對保護鄉郊的冷漠態度。 擁有土地業權不表示擁有土地發展權，目前《城市規劃條例》已是當局透過法定的發展大綱圖規範私人土地發展，包括建築物的高度及地積比率等。即使業權在現行法例下也並非絕對：《收回土地條例》及《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也是提供政府在維護公眾利益的前提下，可以收回私人土地的先例。本港既是行政主導，若當局確認保育工作重要，而礙於缺乏權力而無法有效推行，便應盡早提出法案，以取得授權執行，而非以此為推卸責任的借口。事實上，早在二○○八年即有立法會議員在發展事務委員會上提出，要求當局檢討《城市規劃條例》，以規管鄉郊發展，但發展局以有關課題不是當局優先處理工作，一直拖延至今。發展局須為此作詳細交代。 事實上，郊野和自然生態保育工作，並不單是為市民保留休憩和休閒設施，本身對社會持續發展也發揮積極作用。以郊野公園為例，設立郊野公園、免受土地發展的影響，其中一個重要考慮，是保護全港的引水道，以收集雨水供應市民飲用。 現在不少人似有一種迷思，認為社會發展是金科玉律，而促進發展，便等同大興土木、創造就業，便會創造財富。但若無止境的土地發展令生態環境遭到不可逆轉的摧殘，屆時應由誰來付上沉重代價呢？ DOCUMENT ID: 201007243910008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27 | 理財投資 | 有「橋」未為輸 | By 江燕來 2010-07-24 講的時候，又不去聽。 別人說的重要說話，從不上心。 別人剛剛說完，又要別人重覆多次。 別人說話時，心不在焉，若有所思。 一味顧着忙、忙、忙，別人說什麼，即使是重要的事情，也沒有聽進耳內。 這就是叫做「零聽」。 這就是「零聽高手」的一貫作風。 確實有別於一般正統、正確的「聆聽」方式。 「零聽」可以很危險。 「零聽」可以搞出人命。 「零聽」可以增加誤會、增加人與人之間的磨擦！ 「零聽」可以減低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和信任。 「零聽」可以摧毀一個家庭，以至打擊一個團隊的士氣。 「零聽」可以減低一間公司的生產力。 「零聽」可以影響銷售、服務，忽略客人需要，從而打沉一盤生意。 「零聽」是無「耳」自然輸的溝通方法，因此極不值得推蔫。 生活繁忙易忽略聆聽 有「零聽」就當然無「聆聽」……。 客人落單叫菜，但落錯了Order，皆因錯在一味快、快、快，錯在「零聽」！ 上司給下屬指引，但下屬不願聽，從不上心，皆因是「零聽」作怪！ 員工向公司反映工作實況，但上司總當作「耳邊風」，皆因又是「零聽」作崇！ 顧問為客戶提供有用建議，但「零聽」客戶，捉到鹿也不會脫角，同樣只當作「耳邊風」！ 正所謂：用心「零聽」自然更不知你心，更不得人心。 因此，「零聽」始終也是不做為妙。 「零聽」者的口頭禪，每每也是： ──「我知！」 ──「無需要話我知！」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6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2010-07-21 一、 退出《信報》經營後，內子開始裝修居所，騰出一點空間存放多年積聚的書籍，是「工程」的重點；可是，室內設計師藍圖尚未送來，iPad和Kindle已先後面世，電腦世代的小輩雖不表示意見，惟存書（不是藏書，這點筆者二○○四年寫過，不贅）萬卷不及一部電腦的事實，確令筆者望書輕歎，意興闌珊，雖說「書多未曾經我讀」，只是和它們日夕相對，天天東翻西看，偶爾撣灰理書，日久生情，下不了「散書」的決心；這些雜亂無章—內容與存放—的書終於未為電子書的普及而被淘汰！ 這項有違「經濟原則」（特別是香港寸土丈金）的決定，現在看來，卻不能說是錯誤的，以書架環堵、坐擁書城，確是筆者的最大樂趣；可惜現代印刷技術大量生產的書，不論中書西書，都散發不出「書香」，未免美中不足。「書香」絕非愛書文人的「大話」，以舊式印刷品的油墨味混和樟腦丸「臭味」產生的獨特氣味，在「讀書人」嗅覺裏便是「書香」。去月與近十位友人同訪愛爾蘭都柏林（Dublin，意為黑池）三一書院圖書館開放給公眾參觀的長六十五公尺、樓高約六七層（分二格）、收藏二十多萬冊（圖書館藏書共三百餘萬冊）古書及手抄本的「長廳」（The Long Room），莫不為其藏書之豐及書架高不可攀的氣勢震懾（三一書院創於一五九二年，一六○○年開始藏書〔是年派兩「專家」渡海「遠」赴英倫搜購〕），但令我們印象良深的是「書香」，一種從古籍散發出來的特殊氣味—何以氣味歷數百年仍「芬芳」撲鼻？—令人發思古幽情。 據朱家溍在《故宮退食錄》（上下卷，九九年，北京出版社）中〈我家的藏書〉一章所記，「書香」分為兩種。其一是書房中「萬卷琳瑯，致多善本，几案精嚴，庋置清雅」，這種讀書環境散發的氣味，可說是「抽象」的「書香」；具體的「書香」，朱氏認為「應該就是書散發出真的香味。書確實有香味，但並非任何書都能散發香味……線裝木板書或抄本書都有香味，而平裝鉛印書沒有香味。影印的線裝也沒有香味，而有油墨味。木板書的味也並不一致，譬如晚清時代，金陵、崇文等書局所刻印的書，紙墨都平常，所以缺乏香味。宋元刊本、明代精刻名抄古色古香自不待言。且從近代說起，例如民國初年董康所刻書，道咸年間許珊林所刻書，康、雍、乾三朝武英殿修書處的木板書、銅活字和聚珍板，以及蘇州詩局、揚州詩局、棟亭家刻本等，都是刻印精良墨香四溢的書。藏書之所四部分門別類，當然有香味的書和無香味的書在一處排列，於是滙合發出全面的書香」。又說：「個人的書房……絕對不兼作卧室或餐廳使用。這樣的標準，架上群書的紙墨香和楠木書箱、樟木夾板，配合散發出幽香令人神怡。春秋佳日，窗明几淨，從窗紗透進庭前花草的芬芳和室內書香滙合，花間的蜂喧，使人覺得春意盎然。夏日，庭前蟬聲聒耳，濃蔭蔽地，檐前垂着斑竹堂簾，室中則清涼無暑，這個季節，室中楠木樟木和老屋的黃松樑柱都散發濃郁的香味，使書香倍增。冬日陽光滿屋，盆梅、水仙的清香配合書香經久不散。但書房如果安放火爐，則書香和梅花水仙都為之色香驟減。隆冬季節只好在取書時盤桓片刻略享清福，即攜書回到溫室閱讀。具備上述條件，則群書永遠靜靜地發着書香。」環境有異，然條件相近，那也許是「長廳」仍有「書香」的原因。 不過，這種「書香」，今已難見。鉛印書不管平裝精裝或「豪裝」，俱淡然無味，縱有「香味」（如「豪裝」書封面散發不能稱為香味的軟膠味），在空調環境下亦很快消散；用經過「科學處理」以驅蠹魚以杜蟲蛀的雜木實木做成的書架書櫃，當然亦無半點木香而油漆氣味不數月便消失於大氣中！ 二、 家中書架或擠塞或疏落的書，不論是不經意的存書或刻意經營的藏書，都有非電子書所能企及的「功能」，我們常見若干中外學者作家以至社會賢達憶兒時受家中滿壁圖書的感染，偷讀「禁書」或一知半解地硬啃經典從此愛上讀書養成終生愛書習慣的往事，可見家中有書確有好處（如果你不以為愛讀書是壞事）。大概是受她媽媽的影響，小孫女早是「書癡」，兩三年前，她在筆者的書架上看見《What is your Poo-Poo Telling you?》，學步時已知PP是什麼的她，既驚且奇，用「你怎能看這樣的書」的懷疑、責備眼光望着筆者，但好奇心令她忍不住取下翻閱，當然半句亦讀不懂（這是本半學術性著作，兩位腸胃科醫生合撰；為數年前筆者寫便便系列時的其中一本參考書；近年多次「再刷」，想為暢銷書），自此她對書架上的書頓生興趣—由於她已七歲多，略識之無，許多書都得拋上高架或藏之於密，以免被問時設詞答非所問。 令筆者為家中沒有白壁只有書架釋懷的是，最近在《社會分層及流動性研究學報》（《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可於Sciencedirect.com下載）上讀到一篇題為〈書香之家與讀書有成—書與教育的二十七國調查〉（〈Family Scholarly Culture and Educational Success — Books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5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7-19 今年二月八日拙作《未來三十年的中港博弈》曾指出，以ＧＤＰ而論，香港經濟佔中國經濟的比重愈來愈微不足道，這個趨勢難以逆轉。 我多年來一向認為，香港經濟要向前發展，必須同時做到兩件事，一是融入中國經濟，二是要不斷搜尋及發揮香港「無可替代」的相對優勢。香港相對於內地，有什麼獨特性及優勢？各行各業要自己找出答案。 近年內地、香港及國際的媒體有不少關於內地學術腐敗的報道及議論，可再次提醒我們，香港的優勢之一正是它的學術界比內地純潔得多，這項優勢必須延續。內地出現了什麼樣的學術腐敗及造假？它們會帶來什麼後果？我們可先從最近已成公共議題的汪暉「抄襲門」事件說起。 學者抄襲普遍 汪暉是內地新左派的思想領袖，當過《讀書》主編，現任清華人文學院教授，成名作是在一九八八年答辯、一九九○年出版及後來多次再版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 今年三月十日及二十五日，南京大學的王彬彬教授先後在《文藝研究》及《南方周末》刊登長文，指出《反抗絕望》中有十二處四千多字的內容，涉嫌抄襲了四位海內外學者的五本著作。 王彬彬文章刊後，「汪粉」（汪的支持者）及以「打假」為己任的網民互相對陣，爭吵不已。有幾位學者願意替汪說話，但認為，他大有問題的亦不在少數。汪從前的博士論文委員會成員嚴家炎如此評價：「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來的地方，確實證明王暉與他人有多處文字基本上相同，卻完全沒有注明出處，前後也沒有說明交代，用了一段跟別人幾乎不差幾個字的文字，你說這個部分是抄襲或變相抄襲，我覺得可以說。」美國兩位著名學者，威斯康辛大學的林毓生及普林斯頓的余英時對此事意見一致，林在六月六日《南方都市報》評論周刊的訪問文章中表示震驚，同意嚴家炎對事件的評估，並嚴厲批評抄襲是侵害別人知識產權的失德行為。 林毓生與余英時都認為，清華的文學院院長及校長「有政治及道德責任盡速成立『汪暉涉嫌抄襲調查委員會』」，若不成立，院長與校長都應下台！我問過清華的朋友，他們都未聞有為此事成立了什麼委員會。 汪暉自己並無出面申辯，但在媒體上可看到其擁護者的一些辯解，卻使人哭笑不得。例如，有人引開話題，反而批評王彬彬多管閒事，沉迷於要充當「引注規範」的「糾察員」。有人又質疑西方學術界的學術規範（指引用別人成果時要說明出處），認為它會成為思想大師的羈絆。 林毓生更發現，有人認為「抄襲幫助他（汪）節省了時間，把主要精力放在他的理論建樹上，他借抄襲才變成有世界水平的學者」。這類不值一駁的奇談怪論，在神州大地俯拾即是。 ＣＥＯ虛假學歷 學術腐敗的另一形式是虛報資歷。近日被揭發的微軟中國前ＣＥＯ「十億打工皇帝」唐駿，他的博士學位原來不是加州理工所頒，而是由「文憑工廠」野雞大學所發。 我自己便認識一位仁兄，此人的學歷及工作經驗，看來樣樣光芒耀目，但幾乎全部虛假。此君回到中國後，神通廣大，在某些機構工作一段時間後，真身暴露，卻居然又能轉到別處，繼續其行騙生涯。最近在網上發現他竟當上了一所大學商學院的院長，而且在媒體中頗為活躍，不到你不服！ 但虛報資歷的行為，嚴重性卻又遠遠不及偽造科學資料。偽造資料會誤導其他研究人員，把科學研究引入歪路，浪費資源，拖慢經濟發展。 據今年一月十二日國際科學界兩大頂尖刊物之一的《自然》（Nature）報道，武漢大學及清華大學兩項獨立的調查都發現，大約三分之一被訪內地研究者都承認，曾經抄襲或偽造過學術資料。 去年底英國一份結晶體的學術刊物便決定撤回井崗山大學一些研究人員在該刊出版過的七十篇論文，因為發現資料都是虛假的。這所以革命聖地為名的大學，其聲譽所受的打擊嚴重程度可想而知，但校方只是開除了其中兩位學者，其他作者的收場如何，仍未知曉。 事實上，從《自然》及其他國際期刊對中國學術腐敗的多次報道看來，中國的大學對「打假」的責任，通常都是敷衍了事。 中國「打假」不力，其他國家又如何？近年幾次國際上有名的「打假」行動中，我們可看到麻省理工、東京大學及首爾國立大學等著名學府都能迅速成立調查委員會，明快果斷地找出真相，毋縱毋枉地把事情處理好。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打假」是○二年貝爾實驗室對德籍青年物理學家桑恩（Jan Hendrich Schon）的調查。 桑恩一九九七年在德國康斯頓大學（University of Konstang）取得博士學位後，便到貝爾實驗室工作，研究納米科技。在短短幾年內，他在頂尖期刊出過近百篇論文。 在二○○一年，他的速度是每八天出一篇，而且是在最權威的刊物。他迅速冒起，連奪大獎，被視作可獲諾獎的神童，在超導體，分子半導體都被認為有突破性的發現。可惜，他的實驗結果原來都是子虛烏有。他名聲鵲起後，別人想複製他的結果，但無人成功，慢慢他便露出馬腳，促使貝爾實驗室徹查此事。 外國嚴打抄襲偽造 貝爾實驗室當時有財政困難，正在承受着巨大的早日要出科學成果的壓力，桑恩事件若屬實，實驗室的形象會大受打擊。但實驗室卻選擇勇敢地調查，這位明星學者在二○○二年分別致函給刊登過桑恩論文的期刊，告知它們資料都是虛假的。它的高級副總裁寫道：「我們對科學的榮譽操守極為重視。」二○○二年《科學》決定撤回了桑恩的八篇論文。二○○三年《自然》也撤回了七篇。但最值得鼓掌的，卻是桑恩的母校。 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自然》的社論報道，康斯頓大學決定褫奪桑恩的博士學位，並在聲明中說：「他濫用了這張進入學術世界的入場券（指博士學位），而且所用方法是如此存心不良及不負責任，他放棄了對學術的獻身，博士學位的尊嚴受到危害，……科學在公眾眼中的公信力被破壞。」洋人對學術腐敗立場如此鮮明，中國學術界卻是首鼠兩端，一部分人甚至要把它合理化，要學術規範走所謂「中國模式」，這如何對得起堅持學術操守的研究人員？ 為什麼學術界對學術腐敗必須採用十分嚴厲的態度？這問題有經濟學的解釋。學術界大部分的基礎研究成果都只是對公眾可能有貢獻，對個別的公司作用有限，所以公司不大願意出錢負擔學術研究的費用，學界中人的收入回報與其付出的代價及時間相比，其實十分菲薄。 支持他們工作的動力，是來自其求真精神及發現新事物的樂趣。若有害群之馬出現，殃及池魚，使自己辛苦得來的學術成果受到社會廣泛質疑，他們必不高興。所以一見學術腐敗浮現，正直的學者都要與其劃清界線。嚴厲懲處，正是提高學術腐敗的機會成本的方法。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A26 | 社會要聞 | By 蔡瑤、王明瑜 2010-06-28 　　這一代的港童，都是家中「金笸籮」，但家長過分保護，令孩子缺乏抗逆力，甚至出現情緒病。心理學家指，有初小生因父母過分緊張成績，連跑跑跳跳都怕他受傷喝止，結果令他常感焦慮，稍遇挫折便將頭撞向梳化自毀、聲言想死；亦有在溫室長大的中學生，課外活動不如意便界𠝹手宣洩。 　　專家提醒父母放心讓小孩「撞板」，鼓勵跌倒後自己爬起來，貼身服侍、溺愛縱容只會令子女遇上問題逃避。 專家提醒 放心讓小孩撞板 　　一名教育界人士慨歎，現今不少學生連半點挫折也受不起：「有中二女生，自小獲家人呵護備至，竟然只因為參加制服團隊的年資不被計算，便𠝹手發洩。」 　　全人發展中心心理學家趙逸思亦稱，該中心早前接獲一對中產家長求助，指兒子年僅6、7歲便說想死，又常撞頭向梳化自毀：「姐姐成績和課外活動都很出色，男孩比較下，就覺得自己很沒用，加上被同學取笑，於是想傷害自己。」 　　其實，該男孩並非長期被同學欺凌，只是於流感高峰期期間，應父母的要求戴口罩上學，遭同學取笑是豬流感患者而已。 　　遇上挫折時不堪一擊，未必是該男孩出問題，而是父母過分緊張和保護所致。趙稱：「若做錯功課，爸爸便很緊張，問為何這都不懂，每次都令男孩心頭一顫……外出時只要跳一下，爸爸又立刻大喝『小心』，結果男孩很怕獨個處事、怕會闖禍。」 要風得風 真實社交易挫敗 　　她又稱，父母過度保護令男孩開始有焦慮徵狀，亦傾向將小事放大：「將來他遇上更大逆境，就會覺得天要塌下來……若內心抑壓長期得不到宣洩，日後有朋友𠝹手，他亦會較傾向跟隨。」 　　中心花了大半年跟進該個案，教導男孩不再傷害自己，改為透過深呼吸等宣洩情緒，並學習欣賞自己的長處，接納及改進短處，將別人的取笑視為激勵等。 　　更核心的，是教父母改變緊張大師作風：「孩子跌倒了，就溫和地叫他自己站起來；應放手讓小孩闖禍和撞板，再反思該如何面對，從中肯定自己的解難能力。」 　　除了過度緊張及保護，家長動輒代子女投訴學校、以物質滿足孩子，亦令他們以為事事有父母出頭、缺乏自我保護能力。趙稱：「小孩要風得風，長大後在真實社交環境中發現，別人不會為自己奉上一切時，就會感到很挫敗！」 中三生怕搭車立 需母親陪同 　　事實上，孩子被過度保護至沒有自理及解難能力，與情緒病是互為影響。香港健康情緒中心臨床心理學家鄒凱詩指，欠自理能力的兒童，進入學校後，開始發現很多事情別人做到，自己卻做不到，自我形象及自信心變得低落，因而不想社交，容易患上社交焦慮症；而本身有焦慮症的學童，會怕鬼怕黑，不願獨立，連自己與朋友外出也不肯。 　　「有中三學生連自己乘電梯也不敢，每日要由母親陪同，直至上車為止。」她指出，這些孩子抗逆力減低，自殺危機亦會較高，「因為將來他們連失戀及工作壓力也不懂面對。」 相關文章: 母代執書包有遺漏 兒發脾氣 藉比賽汲經驗 學習面對挫敗 DOCUMENT ID: 201006280300107

Ming Pao Daily News A12 | 港聞 | 特稿 | By 梁偉健 2010-07-19 隱蔽青年是近年本港社會一個新現象，但在工作壓力及生活失意等因素下，隱蔽中年亦開始出現。一名具海外大學教育程度的大學生，因回港後工作不如意，在家隱蔽5 年，每天只上網打機過活，與外界幾乎斷絕聯繫。後來，獲得社工介入，重新走入社會，在飲食業任職，令原本對他已完全失望的老父，在收到他第一份家用時，忍不住老淚縱橫。 如不少剛重投社會的隱蔽人士一樣，阿成（假名）在接受訪問時顯得有點憂心及緊張。協助阿成的基督教服務處「隱蔽」成人上門輔導服務督導主任哈偉明及社工熊廣泓表示，阿成鼓起很大的勇氣站出來分享經驗。 現年34 歲的阿成，當年因未能在港升讀大學，於是改到海外升學，約在5、6 年前畢業回港。原本他希望任職教師，但最後只找到需要推銷產品的文職工作。 阿成憶述： 「由於工作表現未達僱主目標，不時受責罵，加上與女友分手，故辭職休息，希望再找新工。」他萬萬想不到，這次「小休」竟然長達5 年多。 斷絕親朋來往終日上網打機 在這5 年，阿成每天皆留在家裏，經常留在房間上網玩遊戲。他每星期只出街一天，就是去超市買下一個星期的必需品及食物，之後便足不出戶。阿成表示： 「當時為怕見人，會選擇在晚上到超市，一買完便立刻回家。」 即使父母及妹妹不滿，他也無動於中，亦斷絕與所有朋友來往。這種生活足足維持了5 年，母親期間去世，他主要靠與父親一同領取的綜援金過活。 放下學歷包袱投飲食業 直至去年，阿成偶然在電視節目看到有關隱蔽青年的訪問，當時方驚覺自己正是一名隱蔽成人，故主動致電基督教服務處尋求協助。由於很久沒有與人溝通，甚至連說話能力亦退化，要慢慢重新學習說話及溝通技巧。 熊廣泓指阿成算是情况不太差的隱蔽人士，因他本身也很想作出改變，故他誘導阿成放下學歷這包袱，去應徵沒太多學歷要求的飲食業工作。 阿成坦言，由於失去了5 年光陰，故很珍惜現在擁有的這份工作，但起初仍要面對溝通及人際關係的問題，經過半年後開始適應。阿成開心的說： 「爸爸起初對我重新工作沒有信心……記得第一次出糧給他家用時，他更哭了起來。」現時他與父親皆脫離綜援網，自力更生。 DOCUMENT ID: 201007190040046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2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2010-07-20 一、 醞釀經年、辯論多時的《最低工資條例》，去周末終於為立法會通過；至於「最低工資」究竟是多少，有待行政部門敲定。有問何以筆者對此「歷史性經濟立法」不作一文，答案是過去寫之已屢，正反雙方的意見都有所觸及，有關「經濟學文獻」亦幾乎沒有未曾提過，因此提不起勁加入「戰團」。一句話，從實證（Positive）角度看，任何硬性規範市場活動的立法，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社會，都是反動不可行；但看香港社會現實，以經濟學的規範（Normative）方法，則可能得出非立法定出最低工資不可的結論，而這種結論，筆者認為是「適時」的。為什麼筆者會作出這種違反經濟學原理的價值判斷？答案是香港社會愈來愈不公平，雖然「不公平」是驅動社會進步、刺激經濟向前的原動力，但在社會貧富兩極化已趨極端而且大企業佔盡優勢的現在，不以立法手段平民憤，恐怕會種下更深的禍根。 大體可以這樣劃分，在《信報》前三十年，筆者義無反顧地維護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追隨先進文友，不甘後人積極地把西方有關學說引介給本地讀者，在壯大此間資本家演變至後來有點強取豪奪的生意經營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近年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已為資本家控制，經營環境自由盡失，資本家的醜陋面貌早於無意間流露，他們不為幾乎是世界最少稅項和最低稅率以及不徵收遺產稅而「感恩」（當然不是要他們「還神」而是應多做慈善捐獻；香港公司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世界最低；個人入息最低稅率則為瑞士的百分之十三點二〔香港百分之十五〕；中國企業稅百分之二十五，個人入息稅率累進，由百分之五至四十五），反而憑藉坐大的財勢，不惜出盡合法欺詐手段榨取最大利潤……。潘慧嫻女士剛出版的《地產霸權》（天窗出版社），就物業發展部分，寫得不算深入，意見不見銳利，惟分析「地產商跨行業壟斷」，資料翔實詳盡、評論鞭辟入裏。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項特色是企業經營有虧有贏、有賺有蝕，便如有天堂必有地獄，可是，香港與民生有關的事業，若非政府由「獨賣」便為財閥壟斷，經營不善面臨虧損便可疏通立法會加費加價甚至破天荒地要政府撥款資助；「功能組別」議員在這類事務上「充分合作」，發揮了保證香港資本家只能賺錢不可蝕本的「功能」。 在幾乎所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企業—如公用公司—都只能賺取和債券孳息不相伯仲的利潤，由於不能經營有困難便加價，更多時候的虧損，則由當局撥款而非藉提高票價彌補，這樣做當然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卻是比較公道且為對低入息階層的體恤，因為當局所撥款項，來自實行累進稅制資本家及高入息階層作較大貢獻的稅入，那等於「劫」富濟貧，保守派經濟學家雖然嘖有煩言，惟此舉足以消減部分社會怨氣、保持「社會和諧」。香港的情況完全相反，別說虧損，盈利率不理想（未達專利法規定的比率），資本家便公然要立法會准其加價加費……，要知道，在保持低直接稅率（企業及個人）的同時，香港有多如牛毛的間接稅—貧富交納統一稅率的稅，窮人同時要繳交和富裕階級相同的電費水費煤氣費。 太多法定的專利和財雄勢大的無形壟斷，令香港的商業競爭只存在很低如街邊小販（如果尚未為超市趕絕的話）的層次，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場競爭的活力（還說什麼實施最低工資令香港自由失色！），這樣的「營商環境」，會使資本主義香港慢慢退化；而與此同時，「社會負擔」則不斷加諸香港低下階層肩上；他們的收入僅堪糊口，可是，所有加價加費以至五花八門的間接稅都衝着他們而來，在這種情形下，你還能不要求把「最低」工資定在勞工團體定下的水平嗎？ 反對最低工資的陳腔濫調是那會製造失業（資方付不起最低工資少請工人甚至結業），然而，美國經濟學家的證實研究已指出不一定會如此，香港會否這樣，筆者不敢斷言，但相信值得一試。因為退一步看，工資支出上升，資本家不得不設法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另一方面，收取最低工資者亦得不斷改進工作效能、提高服務質素，以免被認為物無所值而被淘汰。作最壞打算，假如因為落實最低工資而引致大規模失業，當局只有收緊外勞政策，商舖相繼結束的結果是物業租值相應下降。這對長遠發展不一定是壞事。 引進一種「歷史性」政策變革，必會導致激烈爭論；由於一地有一地的特殊情況和民情，因此不能援引外國先例，行最低工資後對香港有何影響，大家只能靜觀其變、設法因應。目前的情況是，百物騰貴低下階層民不聊生，定下「較高」的最低工資，應是最具「社會和諧」效應的策略。 去周五《經濟學人》發表論香港經濟前世今生的長文〈實驗的終結〉（「投資者日記」翌日摘要譯出，工作效率之高，十分難得），歷數殖民者留下的「自由」相繼失去，香港快成為佛利民的「失樂園」……。事實上，「自由放任」的好處已隨英國人歸國而告一段落，那並非英國人深謀遠慮的安排，而是一種政策行之太久必生破壞性副作用，便如貫徹財政政策日久惡性通脹必至，落實自由放任學說日久則財閥坐大且貧富兩極深化。凱恩斯不可捧為偶像，佛利民亦不是神仙；自由放任實驗終結，絕非香港末日。香港有序地走向真正公平的社會，相信更能順利地和中國合軌！ 「西哲」說年輕人大多傾向社會主義，成熟後大都成為資本主義信徒。筆者的思想歷程剛相反；這三四十年看到太多不公平現象，思想自然微微向左傾斜！ 二、 科大雷鼎鳴教授昨天的大作〈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化〉，大快人心，因為任何與國內學界稍有接觸的人，都知道內地象牙塔內黑幕重重。丘成桐大師對內地學術界的造假，早已看不過眼，而造假之風早已吹遍商界，大衞．韋伯的同名網站（Webb-Site.com）最近便詳細地把多名虛報學歷的內地大亨列隊「示眾」。作偽造假已成為內地各行各業的特色。 剛在七月四日《紐約雜誌》上讀了一篇解釋何以多數現代人不生子女的長文（第二名孩子已有「回報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效應，這是大部分都市男女即使同意生育，亦一個已足的原因），因為多項科學驗證均指出子女並不能帶給父母以快樂（讀者提出異議前請考慮這些調查都在雙親必須外出工作及沒有家傭的環境下進行），既然如此，有自私天性的人斷然不會為了挽救「人口下降」而生育這種結論已是西方社會學者的共識。可是，突然之間，《研究快樂學報》（《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發表一名蘇格蘭學者得出結論與上述推論相反的論文，頗有石破天驚令主流學者目瞪口呆效果，大家正在揣測何以這位學者會得出與主流論調相反意見之際，他已宣布因為「誤用數據」（Coding error）令其結論失效，論文作廢；真正情況是「孩子帶給雙親很少的滿足感，通常還有負面影響……」。這名蘇格蘭學者忠於學術的態度，足為內地學者範式。 林行止 DOCUMENT ID: 201007203910046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8 | 副刊．文化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0-07-17 我搬到劍橋生活後，曾向前港督衞奕信說，劍橋風景比牛津美，但日子比較沉悶，尤其一有交通阻塞時，便想到香港公共交通發達，而劍橋的基本建設卻停留在中古時代。他對這些事都一一贊同，最後卻說：「但世界上沒另一個城市比劍橋更適合踏自行車。」我在管理顧問公司工作時的良師奈祖，上月從劍橋踏自行車到巴黎，為慈善組織Bliss募款，不僅把自行車當作交通工具般簡單。 奈祖比我年長七年，我在倫敦帝國學院念學士學位時，他已在隔鄰生物系做博士後研究員。也許我們學習和生活環境相似，又具有同樣的幽默感，一起工作的時候特別有默契。他雖然是我上級，但沒有絲毫架子。 有一次我在會議上受了委屈，過後他在茶水間對我說：「要是有什麼不愉快的事不吐不快，可以隨時找我。」我聳聳肩說，新人受點批評很理所當然，繼續向前看就行了，還哄着笑說他怎麼變了娘娘腔的心理輔導員。 我不曉得，當時需要傾訴的人其實是他，因為他第三個兒子奧雲（Eoin）剛剛出生，不幸是個二十六週大的早產兒，生下來體重只有一公斤。往後的百多天，他每天下班後便趕到三十公里以外的哈婁Princess Alexandra醫院，還要安撫家中四歲的女兒Ciara和兩歲的Connor。上班時間，他仍有說有笑，向客户呈交的報告總是一語中的，對人事管理亦十分恰當，所以除了董事長外，同事們都不知道他的心情有多沉重。 可能大家認為奈祖太太已經生了兩個健康的小孩，這次也不會例外，事實卻不然。根據1960至2007年的數據，全球每年有大約一千三百萬嬰兒在妊娠三十二週之前出生，早產發生率大概佔所有懷孕的百分之五左右，死亡率卻佔百分之八十，一般妊娠期愈短和出生體重愈低的早產兒，通常面臨愈嚴重的問題。導致早產的原因，有些學者指出是妊娠期間出現了細菌感染，或是孕婦子宮出血，甚至過度操勞和壓力太大，也會提高早產的機會。另外，研究人員嘗試找出相關的基因，帝國學院和美國國家醫學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最近相繼提出引致發炎的基因可能是主導原因，但我曾參與胚胎及腦神經管發展的研究，在倫敦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發表實驗結果，綜合學界意見仍認為基因和外在環境會互相影響，令早產屬多因性病症，因此並無單一的預防方法。 奈祖太太就在毫無心理準備下，只用了十八分鐘生下奧雲。這也叫劍橋Addenbrookes醫院的醫護人員措手不及，花了六小時保住奧雲的性命，才讓奈祖夫婦看嬰孩一面，然後立刻把奥雲轉送到哈婁醫院的初生兒深切治療部。他們每次以為奧雲生命有一點轉機，隨即又急劇惡化起來，最嚴重一次得了腦膜炎。嬰兒灰色的軀體在保暖箱裏插滿了膠管，三個月內不斷經歷輸血、腦掃描、打點滴。奈祖回憶說，他已忘記了那段日子是怎樣熬過去的。今年6月奧雲慶祝三歲生辰，全是拜醫生護士的悉心照料所賜。 為了答謝他們，奈祖開始在博客Little by Little中寫出自己的經歷（http://preemieblog.blogspot.com/），向其他早產兒父母提供具體生活意見，提高別人對這方面醫療保健的關注。去年年底，奈祖提出踏自行車由劍橋到巴黎的計劃，為Bliss早產兒慈善機構募款2000英鎊，連他經常光顧的印度咖哩店The Mogul和他家附近的家具店Glasswells也成了贊助商。既然要開始訓練，奈祖在公司發起踏自行車上班、減少耗用汽車能源的建議，不夠三個月組織了兩隊各五人的自行車車隊，在英國本世紀以來最嚴寒的冬天受訓，還代表劍橋企業界與牛津同業作賽。在英國大選期間，他更與Bliss成員及劍橋的醫療團隊會見當地三大政黨候選人，詢問他們對初生兒醫護安排的計劃。人們平常以兒女自豪，我反問奧雲有沒有以父親為榮，他活潑地連連點頭回答：「爸爸是英雄！ 」我在醫院工作，每次接到的婦產科查詢電話都是孕婦及其家人焦急求助；眼看無數人跟病魔搏鬥，大部分徒勞無功……要將這些現實世界的痛苦轉化為動力並不容易。奈祖介紹我看一本書，名叫Discovery Road，作者Tim Garratt和Andy Brown寫道：「在童話世界裏，英雄總要作出行動，排除種種考驗、消滅惡魔， 才能拯救百姓，贏得美人歸。但是有些人從一開始便知道自己能力不夠，最終必定成為暴龍手中的犧牲品，卻不惜一切頑抗，讓別人有機會生存。假如每個人能主動為生命作貢獻，在小事上照亮別人生命，不需要自己逞英雄，也能改變世界。」奈祖以此為題，開展了另一個平台Kill the Dragon（http://dragonkilling.blogspot.com/），我也會加入構思一些小項目，去幫助沙發上動也不動的電視迷變成關心世界的人，希望讀者從別人的故事得到激勵——Kill that Dragon。 作者為牛津大學博士，曾於劍橋擔任管理顧問。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