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February 2011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02 | 要聞社評 | 社評 2011-02-19 第一宗銀行職員涉及雷曼事件銷售手法而被刑事起訴的案件，控罪包括失實陳述、誘使客戶購買迷債合共九項罪名，昨日被法官全部撤銷控罪，理由是刑事檢控必須在毫無疑點下才能證明被告有罪，而事件發生至今已長達六年，多名證人之證供皆不可信及模糊；反之，被告的證供相對準確，承認未有詳細向客戶解釋細節，令人信服。基於疑點利益歸被告，法官裁定撤銷被告所有控罪。 撇開法官的裁決是否令大多數雷曼苦主信服，有關當局不向銀行甚至監管機構追究民事或刑事責任，而將矛頭指向只負責推銷雷曼產品，而極大可能對結構複雜的金融衍生工具產品認識不深的前線人員，其實並不公平，也無助徹底解決雷曼迷債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 二○○八年九月爆發金融海嘯，雷曼兄弟在美國政府拒絕援助下宣布破產，觸發席捲全球的金融風暴。由於雷曼兄弟是全球金融衍生工具產品的主要莊家之一，並為數以萬億美元計的五花八門投資產品擔保，它的倒閉，令層層相扣的連鎖金融產品交易無法對盤，至今仍是世界各大主要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毒資產」，不但短期內無法清理，甚至可能為下一個更嚴重的金融風暴埋下伏筆。相對而言，雷曼迷債及相關產品涉及金額只有二百億元，牽連的投資者雖然多達四萬六千人，但至今已有約三萬三千人與十六間分銷迷債的銀行達成和解方案，取回六至七成本金，而透過證券行購買雷曼產品的投資者更獲得全數賠償。 雷曼事件爆發後，由於牽連甚廣，不少被誤導購入迷債的投資者，更屬非專業的老弱退休人士，所以民怨沖天，社會反響極大，但責任誰屬，卻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從常理而言，銀行及金融機構向投資者推銷產品，如果銷售手法不當，失實陳述，理應負上最大責任。但銀行的經營受金管局監管，所推銷的金融產品則由證監會批核，如果連金融監管機構對今次禍害全球金融系統、複雜無比的結構性金融衍生工具產品也不甚了了，低估其風險和影響之嚴重性，到了雷曼迷債惹出軒然大波，負責監管的金管局和證監會也就難辭其咎了。 可是，雷曼事件爆發後，兩個監管機構都一直推卸責任，金管局推說自己已經發出預警，證監會則辯說迷債是一個品牌，投資者誤以為是債券，自己也有責任。 銀行方面，一直不承認有任何責任或過失，但鑑於事件的嚴重性，願意透過和解方案作出賠償，反而在證監會的強硬逼迫下，出售迷債的證券機構，卻向客戶全數賠償。 雖然現在已有約八成雷曼苦主與銀行達成和解，接納賠償，但不少苦主仍然堅持「百分百賠償」，所以在中環聲討銀行的遊行和靜坐抗議，至今仍未停息，沒完沒了。事實上，在金管局處理的二萬一千七百宗雷曼兄弟相關投訴個案中，九成九已完成調查工作，其中一千五百三十四宗完成詳細調查並正進行紀律程序，說明金管局的調查也顯示部分銀行要負上責任，但制度和政策上，只有證監會可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對違規銀行進行懲處。可是證監會只就分銷銀行的內部系統及監控措施作出譴責，但已決定終止對銀行的調查。 事件曠日持久，我們認為應該到了終結的時候，不能無限期糾纏下去。香港是法治之都，由法庭裁決是非誰屬，始終是最理性的解決問題方法。如果雷曼苦主仍然不服，大可通過法律訴訟向有關方面追討賠償，訴諸街頭的集體行動，實在於事無補，無論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以至爭取公眾同情，都有害無益、弊多於利。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EDT15 | EDT | By Edited by Hu Shuli 2011-02-24 The recent Century Weekly cover story on the hazards posed by the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of Chinese rice has aroused strong reac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 Continue reading →

Ming Pao Daily News A30 | 觀點 | 經濟短評 | By 陸錦榮 2011-02-16 日本內閣公布最新經濟數據， 2010 年名義本地生產總值（GDP）為5.4742 萬億美元，較中國少約4000 億美元，退居世界第三。這是日本雄據第二位42 年，亦即自1968 年以來，首次喪失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位置。 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內生產總規模約達5.8 萬億美元，但較諸排名第一的美國逾14 萬億之數，顯然仍有相當大距離。中國超越日本，其實與人口基數有很大關連。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 年的數據，2009 年中國人均GDP 是3566 美元，排名世界第99 位；日本則排名世界第16，人均GDP 為39,573 美元，為中國的10 倍有餘，可見即使中國GDP 規模超越日本，但「貧窮」仍然折磨着不少中國人，尤其是農工階層。 工人生活一直沒有改善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去年底發表一篇討論文章〈中國的不平衡增長：究竟是利是弊？〉，其中一位論者Michael Pettis（卡內基亞洲專案駐北京的高級研究員）便強調，中國過於依賴「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以及巨額貿易出超，大大降低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指出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弱點。 另據科大鄭國漢教授聯同劉遵義、中國科學院陳錫康所作的一項研究，中國輸往美國的每1000 美元出口，創造了0.1642 人─年就業；但美國輸往中國的每1000 美元出口，則創造了0.0098人─年就業。研究所顯示的結果，實在令人「氣餒」，因為數字反映了中國低工資、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狀况。即使透過廉價勞動力，取得出口優勢，但出口產品附加值很低，工人的生活一直沒有改善。因此，只着眼於經濟高速增長，而沒有顧及增長的優質性，即使GDP 規模不斷膨脹，對基層人民的意義不大。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3 | 時事評論 | By 李昕 2011-02-12 1 月29 日晴周六【續昨】交談期間，白鑫接到一通電話，然後凝重地告訴我們，剛才博物館一些珍貴文物給暴徒搶走，還毀壞了兩具木乃伊。他猜測也許是監獄逃出來的傢伙幹的，可能員警也有參與。員警和軍隊素有矛盾，他們會以各種方式給軍隊找麻煩，軍隊剛剛接管治安，還沒有顧得上埃及國家博物館。 不要看尼羅河電視台 我們聽了深感震驚，一方面覺得軍隊仍未能控制局面，擔心局勢惡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對上街造反的民眾刮相看，覺得他們是真正的愛國者。 白鑫提醒我，不要看尼羅河電視台，那是穆巴拉克控制的，要看卡塔爾的半島電視台，那才是阿拉伯國家的CNN。前兩天政府封鎖消息，互聯網和電話都不通，官方電視不報道遊行示威的事，民眾就是通過半島電視台了解時局發展。 我回房找到半島的頻道，播的果然上是解放廣場的實況，中間還插播一家醫院的停屍房，記者從冰櫃中翻出十多具渾身是血的屍體，並講解他們是怎樣死的；這大概是白鑫所說的死於解放廣場的示威者。但畫面實在太殘酷、太恐怖了，幾乎令我把剛吃進的晚餐都吐出來，好幾次我還別過頭，不敢正視畫面。 領隊來電，說賓館附近有手持棍棒的暴民走動，叫我們千萬不要出門或探頭張望。 直到關燈睡覺前，電視仍看到廣場上的人潮未有散去，示威者要在那裏過夜了。 1 月30 日晴周日 今天是返回北京的日子。一早醒來，半島電視台仍在報道動亂實況，畫面上只見多處樓房冒煙，街上人車稀少，裝甲車仍在巡邏，但解放廣場的人群已散。埃及人早上通常不會鬧事，上街示威一般在中午十二點禱告以後，我們得抓住這段相對平靜的時間段趕到機場。 至於機場情況如何，誰也無法預知，但白鑫預言航班將不受影響，理由是新任總理正是民航總局局長。此言聽來也算靠譜。 懂阿拉伯語的馬永亮說，昨晚內務部門前開槍打死了幾個人，抓了大批打砸搶分子示眾，贓物放在一旁，當中真的有員警，看來白鑫的話是有依據的。 餐廳內又遇上白鑫，問昨晚開槍是怎麼回事？他說是員警幹的，內務部就是員警總部，軍隊至今的原則是只抓人不開槍。 據說昨晚機場禁飛幾個小時，目前已解禁，代表團再次要求我們早作出發準備。此時導遊「劉德華」帶着大轎車來接我們。上車坐定後，有人問他， 「假如這次沒有為我們做導遊，你會不會上街？」「會的！」他語氣堅定。 我想，他這樣的中產人士平時一定是出言謹慎，恪守中庸的，這次顯然是由於整個社會的禁錮給打開了。 不知是搬家還是逃難 十點半從酒店出發，一路堵車，十分鐘車程用了一個半小時。街上到處停着坦克，時有裝甲車巡邏，也有燒毀的車輛還冒着黑煙。一路上要過兩處軍隊把守的關卡，所有車輛一律停車，開門開箱等待穿迷彩服的軍人檢查；五六個軍人一起動手，盤查得相當仔細，耽誤很多時間，有的小轎車內的東西一件一件搬到地上，然後又放回去。但我們的大轎車通過時，持槍的士兵只是歪着腦袋朝車裏望一望，就免檢放行了，看來我們是獨享特殊待遇的。 到達機場不過十二點，離航班起飛還有近七個小時。機場人山人海，以外國人居多，埃及當局已通知外國人盡快離境，先知先覺的美國佬早在28 日就派專機接走在埃及旅行的美國人。 機場到處是人，原因可能是因為埃航停飛取消了若干班次，須改簽機票的人也都在等候盡快離境。好在我們代表團坐的是阿聯酋航機，未受當地動盪影響，但也有不少中國訪問團、旅遊團碰上倒楣的埃航，無法成行；據說中國已聯繫包機明天將這批滯留者接回。 埃及機場的規矩是先安檢後領登機牌。由於我們的航班較晚，擋在安檢門口的保安死活不讓我們進入，於是要在那狹小的空間苦站三個小時，時時給擠得東倒西歪。 人多，行李更多，許多人一家幾口推着行李車，車上堆放着四五隻大箱子，不知這算是搬家還是逃難。擠過安全門時，爭吵聲、呼喊聲、叫駡聲、英語、法語、阿拉伯語，當然還有漢語混作一片，人們磕磕碰碰，你推我撞，亂成一團；許多箱子是從人們頭頂上傳過去進行安檢的。 地上常有意外「收穫」 地上也常有意外「收穫」，有人撿到錢幣，有人拾到別人的登機牌，還有人竟然撿到吉林出版集團總裁周殿富的中國居民身份證。 為了早一點進安檢門，領隊掏出50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0 | 專家之言 | By Olivier De Schutter 2011-02-12 面對現在和將來可能出現的糧食危機，人類應該預先有所準備。那麼二十國集團為此應該做些什麼呢？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 ）最近列出了九項二十國集團應該在法國擔任輪值主席期間採納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改進糧食儲備資訊和研究更好的天氣預報方法、加強窮人的社保，與幫助小農戶從世界糧食計畫署等類似機構的人道主義糧食採購專案中受益等等。 暴露全球糧食系統問題 雖然值得歡迎，但這些措施只解決了全球糧食系統暴露出來的癥狀，而沒有觸及其深層次的原因。這些措施可能緩和糧價暴漲帶來的後果，但它們不足以避免再次出現這樣衝擊。如果二十國集團按照下列八個優先事項採取行動的話，就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二十國集團應該支持各國發展養活自己的能力。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許多窮國用於食品的開銷暴漲了5 至6 倍，其原由不僅是人口的增長，這些國家將重點放在發展出口導向型的農業上，也是一個主要原因。這些國家對於供養本國人口的農業投入不足，因而易於收到國際糧價暴漲以及匯率波動的衝擊。 其次，應建立糧食儲備。這不僅是如佐利克建議的那樣，為災害易發、基礎設施薄弱的貧困地區的人道主義救援而準備，而且還作為一種支持糧食生產者獲取穩定的收入，為窮國提供負擔得起的食物的手段。 第三，也應限制金融投機行為。金融投機雖然不會直接造成糧食價格波動，但對基本食物的衍生品進行投機，則會大大惡化了基本食物商品的市場環境。 第四，許多資金短缺的發展中國家擔心，一旦建立了社保安全網，財政上將可能不堪重負。因出口收入可能突然較少，糧食可能歉收，進口食品的價格可能突然大幅上升。一旦出現這種不測事件，國際社會可以通過建立一個全球的再保險機制伸手相助。 第五，需要支援農民建立自己的組織。 大部分饑荒出現在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國家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這些農民缺乏組織。通過組建合作社，他們可以進入其產品的加工、包裝和銷售鏈中，因而提高產品的價值。通過合作，他們可以提高自己在農資購買和穀物銷售中的談判地位。 第六，我們必須保護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每年都有面積超過法國國土的耕地被外國投資者或本國政府佔有，這種耕地的侵佔主要發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對今後該地區人口的糧食安全構成了重大威脅。 第七，必須完成向可持續農業的轉變。 在農產品市場上，與天氣有關的事件是價格波動的主要原因。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夠更快適應氣候變化的農業系統，這個系統還要能夠有助於緩和氣候變化。農業生態學指出了解決方案，但推廣擴大這些經驗則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最後，我們需要捍衛人類獲取食物的權力。出現有人挨餓的現象並不是因為生產的食品匱乏，而是因為他們的權力被肆意剝奪了。 政治解決饑餓問題成關鍵 饑餓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它還是一個政治問題。我們當然需要市場，但不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全球糧食系統永遠都需要能夠救急的消防員，但急須的是能夠設計出更可靠防火系統的建築設計師。 作者為聯合國糧食權特別報告員版權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0Olivier De Schutter

Ming Pao Daily News A30 | 觀點 | By 劉銳紹 2011-02-22 埃及、非洲和中東局勢變化，形成一股新的民主浪潮。近日，中國也有人發起「茉莉花革命」。人們關注：這個浪潮對中國有何影響？能否促使中國實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官方的側重點卻有所不同，表面上是關注會不會影響社會穩定，但實際上關心的是政權是否穩定。正因為官與民的出發點截然不同，南轅北轍，未來中國的形勢就更值得關注了。 按目前形勢看，非洲和中東的革命浪潮暫時不會在中國出現立竿見影的效果，因為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相對穩定，政治氣氛和條件還未到裂變和臨界點（但變化因素正在增加）。內地近年的維權事件，主要是民生性、經濟性和社會政策性的層面，政治性的比例不多。 不過，儘管如此，仍須注意以下兩點。其一，中國經濟改革30 多年，如今已到了政治改革不能迴避的時候。即使是享受到開放改革利益的中產人士、知識分子，也不滿足於現時的政治模式，因為無法保障他們的政治權利。近期內地不少學術界、輿論界人士和網民努力尋求突破機會，正反映這一趨勢，只是他們礙於政治現實，未能變成集體行動而已。 其二，因社會不公而引起的偶發因素正在增加。去年，全國維權事件多達16 萬宗，比1992 年首次統計的8000 多宗增加近20 倍。即使中央大力維持穩定，但地方政府基於本身的利益和管治需要，卻激化了民怨。這些事件隨時由非政治性變成政治性。 擔心官方錯判形勢 面對如此形勢，關鍵要看官方如何判斷和處理了。我擔心的是，官方錯誤判斷形勢，又不肯接受已經轉變的現實，從而因循而保守地回應，那就只會把問題激化。據聯合國的調查，當一個國家或社會的人均收入每年達到1000 美元，當地的公民意志就會抬頭；當人均收入達到3000 美元時，當地的政治訴求也會抬頭。如今，中國的人均收入已達4000 美元，政治改革的訴求已形成強大的表面張力。中央黨校曾派研究團到英、德等國調查，也認同了這個趨勢，但官方似乎還不肯接受這個結論，遲遲沒有進行真正政治改革。 此外，官方長期認為外國反華勢力要「和平演變」中國，如今又趁非洲和中東的變化而加快顛覆中國，所以中國要堅決還擊，對外對內也要加強禁制，包括對異見人士和互聯網的控制。殊不知，要求更多民主自由本是中國人的自發要求，而很多互聯網上的翻牆技術，都是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官方機構的人員）研發出來的。可見，官方並沒有掌握或不敢承認矛盾的成因，反而採取了捨本逐末的行動。 堵塞河道只會河決堤崩 以胡錦濤提出強化社會管理的8 項措施為例，主要還是着眼於管制以至壓制，而不是疏導，尤其不懂得在政治問題上的疏導。事實上，近年來內地的「管理」手段已不斷在基層深化。昔日嘗試讓農民自治的組織，近年不斷收縮，已由100 萬個減至60 萬個；在城市的10 萬個自治組織，去年也減至8 萬個，慢慢過渡為官方加強控制的「社區委員會」。此外，各地增設了「維穩辦公室」，令這項近年才出現的「維穩」開支高達3200 億元（接近軍費開支），表面上加強管理，實際是加強控制，用官方的話說，還是一句「把不穩定因素扼殺於萌芽狀態」。可是，這些做法與堵塞河道無異，最後只會河決堤崩。 其實，官方也曾嘗試一些政治改革，例如在深圳嘗試的「三分制」（類似三權分立），市民的反應不錯，但官員則感到「掣肘」，最後不了了之。皆因中國的官場已演變為結構性的「互保」，即互相保護利益，中央也不敢多動，擔心地方幹部不滿，牽一髮而動全身。中央在「十七大」換屆時也嘗試由中央委員提名選舉新的政治局委員，但又到此為止，不敢深化。 歸根結柢，官方必須改變執政思維，不要停留在老化的管治模式，否則只會適得其反。更令筆者擔心的是，官方似乎不單沒有着眼於政治變革，對知識界的訴求置若罔聞，還可能走回頭路。近年內地「毛（澤東）化」趨勢日益明顯，還捧出華國鋒作為讚賞的典型人物，實與老百姓的訴求背道而馳。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2 | 時事評論 | By 何漢權 2011-02-12 財政司粉墨一場、諮詢一輪，再加宣示理財原則與細節逐點放風一回，新一年的財政預算即將與市民大眾見面。幾年下來，香港經濟發展狀況不差，賣地抽稅成績良好， 國民生產總值（GDP ）穩步上升，過去一年就有近5％增長；再看深入點的人均GDP 統計數字，不同機構的統計平均數，香港總恒常置身世界二十名之內。 從上述的統計看，香港積累的財富實在足夠訂下較長遠的政策。雖然面對日益嚴峻的富貧失衡，但觀乎財政司連串的造勢與「漏料」，很難看到新一年的財政預算會有大手筆、大政策。相信到時候又只會多設立幾個基金山頭，互相對望，再加幾個短期扶貧措施，修修補補，無風無雨也無晴，財政預算重點是不要給市民責罵、不要給議員扔蕉，鼓掌與否，悉隨尊便。 財政司應使不使 財政司在不同的場合有同一的說法：制訂財政預算案不會博取一時的掌聲，要為香港整體財政運作設想，應使得使，未來經濟變化難測，通脹凶險，要未雨綢繆……。說要應使得使，說要未雨綢繆，教育界同仁本來就應沾沾自喜，華人傳統智慧，再窮也不窮在孩子的求學路上；再說通脹凶險，跨國別、跨區域的人才競爭，更是殘酷，因此，教育能多分一杯羹，是應使的長遠投資，想必是硬道理。但又看這幾年，香港政府用於教育投資的，是世界先進？還是發展中的滯後？持份者最是明白。 剛看到報章上一份有關本港中學的招生訊息，轉載部分內容如下： 「100％大學取錄率，自2000 年起開辦IB 文憑課程；100％IB 畢業生獲本地及海外大學取錄，包括英國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美國史丹福大學、賓夕凡尼亞大學等」，如此驕人成績，家長當然爭相送子女入讀。 追本溯源，該校身在香港，卻早已註冊成國際學校（中學）為私立獨立學校，高昂的學費，可以造就學校高效率的管理，可以大減師生人數比例，可以減少教師授課節數，可以專人教授專題探究，可以多遊歷學習。總之，錢財與人才緊緊的給合，學生念的課程、文化與靈魂的深處，亦早已立志，有心有力走上大學之路，並且放眼世界，做個國際人及世界的公民。 不過，如此美好的學習與人生的規劃，都與香港政府政策與投資無大相關。 相形才會見絀，常以國際大都會自居的香港特區政府，對香港主流學校的投資，琅琅上口的，就是「教育部分佔得夠多了」，潛台詞是，若要政府作長線的資源投放，免問了，短期的熱錢或會有點商量。因此，儘管到高中學制推行，指的是每個中學生都要念完六年的中學，並且有需要應考大學公開試。怎樣的師生比例、班級怎樣的人數，教師任課節數是多少總得有個合情理的國際標準，以為參照！ 看看香港的教育現場，四年多前推出新高中學制，滿有大論述，說是要與國際四年大學接軌，說是要為中學生減免一次公開試的壓力、要愉快學習；課程要全面推行通識科，以期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獨立專題探究（IES）、校本評核、建構個人學習及服務檔案是順應世界學習潮流。 不過，師生消化互動，有苦自己知。新高中學制下，大學學位仍然維持18％的低入學率，六年一貫的中六公開考試，一次定生死，風險較前朝的兩次更高，獨立專題探究、校本評核、統統都算入公開試的評分機制內，師生忙碌，家長憂心，清楚可見。實在不明白，今時今日，政府全資的香港大學學位，為何死咬十八不放，是好意頭，抑或全港中學生的智商不配多點的大學學位？ 價值32 萬的雞肋 通識科在新高中落地年半有多，通識議題繁多，資料浩瀚，焦點處處，評價多元，分數等級難定，測考改卷，一浪接一浪，否則無法應付一年後的通識獨立必修必考的公開試。諷刺的是，萬事大家都明白起頭難，但整個通識科要爭取多一名實額教師，教育局都認為不可以，最後只能酌情給32 萬元，作兩年限用的現金代用券，學界認為雞肋，食無味，棄可惜。但財政司的演繹卻是「應使得使，不能浪費納稅人的金錢」，其實，當教師的、每年定額納稅的真金白銀也不少！ 教局聰明，提倡自願優化班級計劃，以應付人口下降的縮班殺校潮，並由此衍生的社會混亂，學校踴躍參考的主要原因，是自願優化班級結構的首六年，累積教師的在校多出的名額（教育局不因減班而減人手）有六位或以上，說參與學校是承擔社會責任也可以，但從教育現場說老實話，這是曲線增添教師人手比例的出路。 不過，從宏觀角度看，教育局並未有實質釋放教師的人手比例，因為六年後，教師人手就會回復原形，如果說，富商算到盡，更大的富商政何嘗不是？老掉牙的問題，新高中學制啟動，學界早已同步提倡三十人一班的中班教學，實實在在是謙卑的專業訴求，但遭教育局一次又一次的拒絕，而拒絕不需要義正詞嚴，只要輕描一句「應使得使」就可以乘坐權力之舟，不顧而去！ 從香港的天空鳥瞰，國際學校、獨立私校、貴族直資與普羅的官津學校，總結一句： 「貧富懸殊、學界亦然」！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 何漢權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02 | 要聞社評 | 社評 2011-02-12 我們在標題的該怎麼辦之後加上問號，是為了傳達一個頗令人擔憂的社會訊息。香港「被規劃」的討論最初在互聯網上流傳，但愈演愈烈，到底香港「被規劃」到底所為何事？香港真的是「被規劃」了嗎？ 是「被」誰規劃？如何「被規劃」？為何政府容許香港「被規劃」？ 這些問題固然值得細味，但更須探討的是，社會為何突然對這個問題變得敏感起來？我們到底擔心什麼？是純屬歇斯底里，捕風捉影？或只是部分人「尋釁滋事」、小題大做？ 引發香港「被規劃」的爭議，是源於規劃署一月二十九日舉辦「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公眾諮詢論壇，同時一個名為《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編制組上載有關資料，徵詢粵、港、澳三地市民意見；香港市民可將意見提交規劃署，但諮詢期不足一個月，於是特區政府「出賣港人」、「假諮詢」等指控便甚囂塵上。 其實該編制組所上載的資料內容僅屬理念性、原則性、方向性的敍述，不似是政府一貫的規劃政策諮詢文件，當中既沒有具體發展規劃參數，沒有規劃目標，也沒有土地運用分配的指標，更沒有交代下一步是否、或如何落實所提的所謂「行動建議」。基本上這些資料談不上是一份認真的諮詢文件，與香港制定分區發展大綱圖的諮詢程序相差甚遠。 據規劃署的新聞稿表述，這項「灣區研究」，「是香港、廣東及澳門三方政府於二○○九年完成的《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的其中一項跟進工作，亦是國務院二○○八年底公布的《珠三角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和粵港雙方於去年四月簽署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的其中一項區域合作規劃項目」。看似是高層合作項目、具深遠政策發展戰略意義，但對所謂中港合作計劃有認識的人皆知，類似的「合作」項目多不勝數，不少僅流於討論，最後會落實為具體政策並確實執行的，其實少之又少。而即使當局屬意將部分建議行動訂為具體政策，也須經過現行程序，當局要暗渡陳倉，未必如想像般容易。 況且自內地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香港回歸之後，中港交流、融合步伐愈見頻密，而隨着珠三角地區的發展，以及國際工貿環境改變，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很大程度需要考慮內地因素。本港在各產業、經濟和城市等領域的發展進程上，與內地加強互動已是無可避免。 在上述前提下，為何一件極不顯眼的規劃討論，竟然會演變成一場風波？歸根到底，問題仍是出在特區政府的施政表現，及港人的恐中心態。 內地對維權人士的打壓、對言論的操控，一幕接一幕地暴露在港人眼前，衝擊港人多年建立和持守的價值。另外隨着中港交流、自由行旅客在港的行為，凸顯兩地文化差異，社會人士擔心香港逐漸「大陸化」，現有生活方式會逐漸改變，因而產生一種欲與內地「保持距離」的意識。 至於特區政府在菜園村搬村事件、高鐵撥款、大浪西灣私人發展和眾多發展及保育措施上的處理手法為人詬病。在不少市民心中，政府一方面對大發展商束手無策，甚至認為政府向所謂「地產霸權」低頭，而市民在經濟好轉之際卻未能享受成果，卻先要承受租金、樓價、交通、食品等通脹和生活壓力，日積月累，對政府的施政便傾向不問黑白，都先持抗拒反對態度。 香港「被規劃」觸動了一部分港人的神經，反映出中港融合過程仍有不少心理和價值觀方面的障礙，如何拆除這些障礙，可能比珠三角規劃來得更複雜、更困難。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4 | 城市智庫 | 我的中文老師 | By 林沛理 2011-02-12 不管香港的教育制度還會有什麼微調和大變，只要是教中文寫作的，就必然會談到議論文。說議論文是四大文體之首，並不為過。較之記敍文、抒情文和描寫文，議論文的應用更廣泛，與生活的關係更密切。從特首的施政報告到報紙的社論、影評、食評和藝評，以至副刊的專欄與很多網誌，或多或少都有議論的成分。議論文最重視的辯才、說服力與修辭技巧（rhetoric），又恰恰是現代社會傑出領袖應該具備的條件。 對很多人來說，美國總統甘迺迪最大的「政績」是他講過這句話： 「不要問國家能夠為你做什麼，要問的是你能夠為國家做什麼！」奧巴馬由不顯眼的聯邦參議員，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政治奇迹，靠的也是流利的口才和滔滔不絕的雄辯。 不好辯的民族 問題是中國人既不好辯也不善辯。中國人的千秋典範孟子說： 「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中國文學是一個抒情詩（lyric） 的傳統而非史詩（epic） 或敍事詩（narrative）的傳統，我們最早的美學家認為詩「不涉理路」，所以主張「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並提倡「不着一字，盡得風流」。這大大不同於西方文學的傳統。 亞理士多德以來的西方文學評論家認為，優秀的文學作品皆有一有迹可循的邏輯結構，因而開創了詭辯色彩濃厚、以因果為據、「陳述——證明」為幹的批評理論。這種評論能夠說服人，因為它往往依循嚴謹的「始、敍、證、辯、結」的修辭法則。不管它用的是演繹法還是歸納法——兩者都是分析性的——它總可把具體的經驗解釋為抽象的意念程序。而反觀中國的傳統批評卻是「點、悟」式的，以不破壞詩的「機心」為理想，能否被接受和傳承，更取決於讀者的領悟能力，而非評論本身的說服能力。所以中國的傳統批評中沒有娓娓萬言的實用批評，有的多只是一些美學上的態度與觀點。 由此可見， 「一言堂」在中國自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和文化根源。民主在中國的土壤難以生根，因為中國實際上根本缺乏一個論辯、說理的重邏輯的傳統（ar gumentative tradition）；而一個不善於辯論、對話、以理服人和求同存異（agr ee to disagree）的社會，又如何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國政府以為要建立和諧社會，就要打壓傳媒，以防人民將他們的不滿、疑慮宣之於口而激化社會矛盾。這種管治思維不僅反映了一黨專政對異端和異見缺乏包容，也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不長於講理和評理。 難怪在尊卑分明、講求克己與服從的華人社會，敢於挑戰權威和指出群眾愚蠢的批判力，很自然就成為少數膽正命平的知識分子的犀利武器。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說過，西方學人重見解、尚新知，但中國學人卻崇博雅、誇多識。誠然，賣弄學問既可炫耀又不會得罪人，符合中國人明哲保身之道。然而中國近代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從魯迅到李敖，無一不是「目光銳利如刀鋒，文筆犀利如匕首」的批判型思想家。 「現代」的例外 以香港人比較熟悉的龍應台為例，論學養和學力，她大概比不上「雙余」——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多年的余國藩和2006 年獲「約翰．克盧格（John Kluge）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的余英時。年近八十的余英時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與漢學研究的榮譽退休教授，曾在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任教，公認是研究儒家思想與漢學的權威。至於余國藩，同樣是「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他英譯的四大冊《西遊記》詳釋本，早已公認是比較文學的經典，他對《紅樓夢》虛構本質的開創性研究堪稱一家之言。果真如此，為何「雙余」在全球華人社會的影響力似乎及不上「一龍」？ 這是因為龍應台除了有八面玲瓏的外交手腕外，還懂得怎樣運用破謬思維來月旦政事、評論社會和介入公共議題。她的寫作充滿敍事趣味與挑釁性，而全無學究味和頭巾氣。跟美國評論家桑塔格（Susan Sontag）一樣，龍應台在錯的時候也比多數華人作家和學者在對的時候有趣和富啟發性。她的揣測力和對概念、意義的執着和熱情，使她對文本的誤讀也往往成為一種有趣的新解。 林沛理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4 | 城市智庫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1-02-12 沒有別的書名比《聖經》更令人有觸電的感覺——有人覺得威嚴，有人立刻抗拒，覺得沉悶，甚至連這篇文章也不想看下去。有關《聖經》的東西，還是留給信徒看吧。今年是《英王詹姆斯欽定本聖經》（KingJames Version，簡稱KJV ）出版四百周年紀念，有些非信徒演員和名人輪着在電台朗讀其中的章節，聽起來不像教會崇拜，反而是莎士比亞式的詩詞歌賦，配上十六世紀英國作曲家Thomas T allis 的音樂，令人心裏充滿平和，好像置身於河上的輕舟，緩緩地享受春日陽光。聽着聽着，不得不佩服英國人對歷史研究的細緻，有沒有信仰都能欣賞宗教帶來的好處和影響，自己卻從沒有用文學角度看《聖經》，對琅琅上口的主禱文用辭及文體也沒深究。無知固然可怕，偏見更是通往智慧的路障。 水火不容我起初以為《聖經》的英譯本是亨利八世所欽定的，因為劍橋聖三一學院圖書館收藏了一部《亨利聖經》（Henry’s Bible， 又名TheGreat Bible）。首頁的圖畫以坐在王位上的亨利八世為中心點，旁邊的主教和神父傳閱着《聖經》，然後到百姓手中，以拉丁語高呼： 「國王萬歲！」（Vivat Rex）。我記得用放大鏡找上帝在哪，原來祂被擠到畫邊一角！亨利八世當時因離婚、再婚的私事促使英國教會脫離羅馬教廷，並推行宗教改革及引入新教，故此利用剛發明的印刷工具印製了八千本《亨利聖經》，派發到各個教區，以他所核准的《聖經》翻譯本和君王形象來確立自己才是國家之首。聖三一學院由亨利八世創立，自然仍留着這件政治化的宣傳工具。 亨利八世跟第一和第二任妻子誕下的女兒瑪莉和伊利沙伯，後在權力鬥爭中導致教派四分五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水火不容。當伊利沙伯一世的表姪孫詹姆斯在1603 年繼承她的王位，便接掌了政治和宗教的爛攤子，還要安撫百姓對西班牙入侵的惶恐。從前受逼迫而流亡到歐洲的新教徒，等到新國王登位便回到英國。他們看見信徒領受聖餐時要跪下，還有種聖公會主張的禮教儀式，特別看不過眼，相反，維護聖公會的貴族和主教認為這些清教徒威脅他們的勢力。兩派給詹姆斯王一份由一千人簽署的請願書，名為「The Millenary Petition」，提出了雙方的要求，當中其實並沒有說要翻譯《聖經》。 廣泛流傳 詹姆斯一世只希望由他開始的斯圖亞特王朝能延續都鐸王朝的黄金歲月，儘量不求變；新《聖經》譯本可能是統一教派的方法。他少年時已經開始將《聖經》的詩篇由原文翻譯成英語，而且從他1609 年在國會的演說中，可見他視王權為神聖，是上帝所差遣的。他登位後不夠一年遇上倫敦瘟疫蔓延，只好搬到位於市郊的漢普頓宮，趁機請來聖公會主教、清教徒領袖和學者召開漢普敦會議，決定挑選全國最博學的神學和語言學家，組成六組翻譯隊，分別駐於牛津、劍橋和西敏寺，把新舊約由希伯來文、希臘文和拉丁文翻譯為英語。翻譯員定時到西敏寺開會，誦讀出自己翻譯的經文段落，所以不單修改譯法，還在乎用語夠不夠動聽。花了七年的時間，KJV 終於在1611年出版，令《聖經》得以廣泛流傳。牛津大學Bodleian 圖書館入口前的詹姆斯一世塑像，下面刻上拉丁文Soli Deo Gloria—榮耀歸於上帝—便是紀念這位愛學問、求和平的國王。 KJV 可算是第一代英國母語教學的教材，恰好用上新約耶穌的比喻，教導同樣以工農業為生的平民，影響他們的寫作言談，從而塑造出比他們日常生活更瞭闊更恆久的世界觀。詩人米爾頓所寫的《失樂園》、作家梅爾維爾筆下的《白鯨記》、聖誕節不停播放韓德爾譜出的彌賽亞樂章，甚至朋友形容上司是「我肉中的刺」，都是取自欽定本《聖經》。 美國總統奧巴馬競選中最常用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說，是馬丁路德金用欽定本中以賽亞書四十章的話：「一切幽谷都要被高舉，所有山丘都被移平；坎坷曲折之路會改為平坦，崎嶇的地成為平原。」引用欽定本的例子多不勝數。著名博物館內的百年珍寶名畫，人們尚且會買票隔着玻璃去看，這本隨手可得的千年暢銷書，怎會沒有吸引力？ 世界上就再沒有一本書比《聖經》更令人有觸電的感覺了。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