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September 2011

Apple Daily 財經地產 蔡東豪專欄 2011-09-28 最近有一則漏網新聞，對香港企業管治界有相當大的震盪，值得細談。這則新聞是領匯（823）在今年 7月舉行的股東會上，關於「蘭桂坊之父」盛智文連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決議案，投票的股東中 60%投反對票，盛智文連任失敗。盛智文自領匯 2005年上市一直擔任獨董，他連任失敗，是一個非常大的意外，代表香港企業管治的重要里程碑。 我相信盛智文連任失敗是一次偷襲成功，這次偷襲或是有組織的行動，或是一群股東不約而同向一些企業管治陋習說不，無心插柳地得逞。投反對票的股東應該是機構投資者，因為反對票的市值逾 200億元，不可能是散戶集腋成裘。 盛智文做了甚麼，令機構投資者不滿至投反對票？對於上市公司內部運作，外間知情有限，只能從理據推論。領匯上市至今業績優秀，派息穩步上升，股價表現也不俗，除了一些零碎關於領匯對小商戶不公平的事件，股東對領匯沒太大不滿，而且即使有不滿，矛頭也是指向管理層，不是針對獨董。至於盛智文在領匯董事局的個人表現，外間也是一無所知，唯一掌握到的資料，是上市公司年報中披露董事出席會議的次數。去年領匯開了 9次董事會，盛智文出席了 3次。領匯股東可能是不滿盛智文出席率太低，認為他無心擔任獨董，不適宜連任。 出席會議次數　成衡量標準 領匯和盛智文都沒有為連任失敗向公眾解釋，其實盛智文可以自辯，出席會議次數低不代表對領匯董事局貢獻低，因為除出席董事會會議外，他可以其他形式向董事局和管理層提出意見，而這些意見為領匯帶來實際好處。盛智文可解釋，一年 365日，獨董日日可以有貢獻，不應單看出席會議次數。然而，領匯和盛智文在股東會前應該沒有向股東做游說工作，以為股東例牌做舉手機器，因此我作出偷襲成功的推論。領匯股東未必是針對盛智文個人，而是不滿他出席會議次數太低，這是一個「量」，而不是「質」的決定。在股東掌握不到董事個人表現的情況下，出席會議次數變成唯一衡量表現的標準。 對於企業管治改革者，盛智文連任失敗是一次重大勝利，因為改革者一直認為擔任上市公司獨董的數目應該設上限，防止「董事王」出任太多公司的獨董，沒法履行董事職責。今年年中，港交所（ 388）公佈就獨董數目設上限的公開諮詢結果，以回應數目計算，大部份反對設上限。反對設上限的回應中，包括多間華資藍籌，及代表大量華資背景上市公司的上市公司商會。反對者的理由大都是，不應假設一個身兼多間上市公司獨董的人，就不能投放足夠時間履行董事職責，應該由上市公司和獨董自行判斷，不能一概而論。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設上限的回應中，不但 David Webb等企業管治改革者，還包括如工商銀行（1398）和中石化（386）等藍籌。兩間國企認為，香港應參考內地條例，設定個人出任獨董上限為 5間公司。在企業管治議題上，藍籌大都站在同一陣線，抗拒它們認為不必要的管制。 3年前董事禁售期風波中，唯一離群的藍籌是恒隆（101），恒隆董事長陳啟宗的特點就是不怕獨行。陳啟宗之外，藍籌中出現分裂並不常見。 港交所這些諮詢，反應一向不熱烈，回應來來去去都來自熟口熟面的單位，上市公司大都懶理。以這次獨董設上限的諮詢為例，只收到 118份回應，其中包括同一集團系列公司，提交多份回應，例如長實系和恒基系便動員系內多間公司提交回應。這些冷門活動，不參與是正常，參與反而會被懷疑是有目的。國企在香港企業管治課題上，提出有條理的論據，並且不介意高調地跟華資藍籌唱對台，令人感意外和驚喜。 企業管治看法　國企激過 Webb 香港人發夢也想不到，推動香港企業管治向前走的，竟然是內地國企。即是說，在企業管治某些領域上，內地做得比香港優勝。國企管理層作風偏向低調，管理層身兼政府官員身份，甚少凸顯個人色彩，因此可推論諮詢回應不是三數個人的個人意見，而是集體代表政府立場的意見。例如工行支持出任獨董數目設上限，理據是「個人擔任獨董的公司數目越多，履行職務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會越少。」驟眼看，以為是 David Webb的文字。 國企支持出任獨董數目設上限的另一理據是，內地規定個人出任獨董上限是 5間公司，工行和中石化只是依內地標準反映意見。原來內地不止對出任獨董數目有規定，更規定獨董任期不得超過 6年，理由是任職多年的獨董可能失去獨立性，不適宜連任。國企對企業管治的看法，直情激過 David Webb。 上市公司年結大都是 3月或 12月，因此董事會開會時間接近，身兼多間上市公司的獨董，有可能抽不到時間開會。據報「董事王」級人馬動輒出任 15間以上上市公司獨董，以每年平均開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B14 | 專家之言 | By Paul Krugman 2011-09-17 猶記得1980 年，當美國政治剛剛往右轉之際，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以家傳戶曉的電視特輯《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為這種轉變說項。在每集節目中，這名和藹可親的經濟學家把自由放任經濟與個人選擇及權利的提升劃上等號，這種樂觀的想法後來得到前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發揚光大。 但那是以前的事，今天， 「選擇的自由」變成了「死亡的自由」（free to die）。 右派見死不救你也許已料到，我所指的是周一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辯論中所發生的事。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 的布利策（Wolf Blitzer） 向眾議員保羅（Ron Paul）提問表示，若有位30 歲的男子選擇不買醫療保險，後來突然發現自己需要接受深切治療六個月，我們該怎辦？保羅答道：「這就是自由的真義──你要為自己的選擇承擔風險。」布利策不肯罷休，追問他「社會是否就任由他失救而死？」錄影廠內的觀眾頓時歡呼叫好，大聲喊道：「對呀！」這次事件突顯了一些我想大部分政治評論家還未理解的情況：今時今日，美國政治基本上是不同道德視野的對壘。 關於布利策與保羅的對話，你必須認清兩件事。首先，當觀眾也加入表達意見時，保羅基本上試圖顧左右而言他，聲稱心地善良的醫生及樂善好施的社會人士，自然會確保任何人得到所需的照料──最少，只要他們沒有被福利社會所荼毒，自然會這樣做。抱歉得很，這只是幻想。沒能力負擔基本醫療的人，往往都得不到所需的照料，他們有時甚至因此喪命。 第二，因為缺乏醫療護理而喪命的人，當中像布利策虛構的那個男子一樣，有能力且應該投保者，少之又少。現實的情況是，大部分沒投保的美國人要麼就是負擔不起保險的低收入人士，要麼就是被保險公司拒諸門外的長期病患者。 既然如此，當沒投保的人因為缺乏基本醫療而死，右派人士是否寧願袖手旁觀，即使他們是無可奈何下才不投保？根據最近發生的事，答案是震耳欲聾的「對呀！」不妨特別想想兒童的醫保情況。 辯論翌日，統計局公布關於收入、貧窮及醫療保險的最新估計數字。整體情況非常糟糕：疲弱的經濟繼續肆虐，令美國民不聊生。不過，報告卻有一個相對的亮點，就是兒童醫療：2010 年沒有醫療保障的兒童比例，較經濟衰退前下跌，這很大程度是州兒童健康保健計劃（State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S-chip） 在2009 年獲得擴大的功勞。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A02 | 要聞 | 社評 2011-09-17 港府昨天公布第四季賣地安排，推出七幅地皮，全數以招標形式出售。據發展局局長指出，鑑於近期競爭土地情況不見熱烈，經考慮後，決定招標進行。七幅地皮，其中五幅為住宅用地，預計可提供一千七百七十個單位；整體供應量也較上季少。 可以說，政府第四季賣地安排較前保守，其實間接反映在本港內外經濟環境惡化、按揭利率趨升和房屋政策醞釀調整的變局下，物業市場的發展風險不斷增加。 政府今年五次推出土地拍賣，以積極取態壓抑樓價飆升，對熾熱樓市的確起到一定冷卻作用。最近兩次拍賣土地，價格均以市場預期的低位成交，備受市場注目的北 角油街地皮上月招標，成績亦遜於市場預期。可以看到，持續增加土地供應，已打破了每次賣地價格節節上升的固有預期，開始改變市場信心的結構。 下月政府發表施政報告，如何回應復建居屋的公共訴求？房屋政策的調整深度和廣度，對物業市場將產生什麼影響？政策的不確定性，顯然也反映到發展商競投土地行為當中。近日發展商積極推售樓盤，從政策不確定性增加市場風險的角度看，此舉並未令人感到詫異。 今年上半年，政府已一共推出十六幅土地，其中十三幅為住宅，合共提供逾九千個單位。發展局局長昨天表示，有信心達致每年新增供應二萬個單位的政策目標。不過，第四季賣地安排，捨拍賣而全取招標，即使政府強調，無論招標或拍賣都屬於公平公正，具有競爭性，然而，公開拍賣不理想甚至需要收回土地，相對招標不理想對市場信心所產生的衝擊，明顯有差別。 照情況看，目前物業市場風險有增無減，樓價不僅較九七高峰水平還高，第二季供樓負擔比率因工資上升而微降至百分之四十七，雖低於二十年平均百分之五十二的水平，但考慮到目前按揭利率處於極低水平，市民的實際供樓負擔，其實比九七年高峰期有過之而無不及。滙豐銀行昨天調高新造樓宇按揭息率，據該行解釋，調升原因是考慮到市場情況和息率走勢。可以看到，按息上升趨勢已成，此舉對供樓負擔所起的負面效應，基於香港內外的經濟環境如今不斷惡化，故不可低估。 歐美日主權債務沉重，經濟不振，加劇全球衰退憂慮，也使香港經濟增長的外源動力持續弱化。 香港貿易及發展局昨天公布，「香港出口指數」由第二季的五十三點八，滑落至第三季四十九點五，是該指數自二○○九年第三季以來首次跌破五十，顯示短期內香港整體出口情緒轉趨悲觀。再印證統計處前天公布的《七月份對外商品貿易貨量及價格統計》資料，港產品出口貨量同比顯著下跌百分之二十九點三。經季節性調整，截至七月止的三個月，港產品出口貨量亦顯著下跌兩成，可見外部需求持續疲弱，出口形勢相當不妙。 內外經濟環境惡化，加上即將調整房屋政策，物業市場的不確定性增加，令市場信心顯得容易動搖，因而政府的土地及房屋政策調整更需要格外慎重。據資料顯示，九七年至二○○二年間的地產暴跌潮，樓宇及建造佔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由近百分之二十，急跌至百分之九點七，香港元氣大傷，反映政策急遽改變，後果或破壞性往往一發難以收拾，值得警惕。 第四季賣地安排較前保守，七幅地段全部招標進行，此舉無論出於什麼原因，但香港經濟增長急速放緩、出口動力弱化、按揭利率趨升，加上房屋政策調整等內外因素疊加所形成的發展不確定性，勢必令物業市場的風險持續加劇；政府改變土地及房屋的政策，也需要更周全的考慮。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A14 | 時事評論 | By 許為天 2011-09-17 8 月期間，因小兒入讀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故此筆者便有機會以家長身份，親身赴美感受一下此類國際級名校的氛圍。 康乃爾大學是著名的常春藤（Ivy League）盟校成員，主要校區在紐約州中部，遠離大城市，從紐約市駕車要四至五小時才到達。整個校園在山丘之上，內有樹林湖泊溪流瀑布等自然景致，比對其他位於城市的常春藤大學（如哥倫比亞和哈佛），確實清新開朗。 「家庭指引」資料豐富 自得知康乃爾接納兒子入讀之後，身為家長自然忙於財務上的處理，一番折騰始能令大學相信這個海外家庭有供讀學生入讀至畢業的財力。另一方面，在此期間我的電郵信箱每周已收到有關大學的新聞資訊，而同時亦收到大學越洋寄來給家長的書面賀函，內裏更附上「家庭指引」和「家庭迎新程序」。「家庭指引」內，除了大學各部門的介紹外，還簡潔地描述年輕人由高中升至大學的變化，從而提出家長在不同範疇的協助和親子關係的調整，細緻之處包括大學生酗酒和性關係的處理。 當中更具啟發性的是附上家長參考書目， 劈頭的第一本便是Don’t Tell Me What to Do, Just Send Money ——The Essential Parenting Guide to The College Years （ 《只管寄錢， 不要指點》），要供一個已領成人身份證的兒女在外國讀大學，相信很多有相類經驗的家長也深有感受。大學既然如此關心我們身為家長的裝備，我也順意購置所列的參考書，多多學習。 而在「家庭迎新程序」中，便排滿兩天由早至晚的活動，其中竟然有上述參考書的作者親自講述，並為新書簽名。再了解清楚，原來作者之一正是康乃爾大學的講師，書本內容也是主要參照康乃爾大學學生和家長的實況。原來一所大學內的家長事宜，在十年前竟認真至出版成三百多頁的書籍，在我手上的已是經大量修改的最新版本，封面的插圖已由母子以有線電話聯繫改成父女以掌上電腦溝通了。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3 | 海外見聞 | 劍河長篙 | By Alan C. 2011-09-10 在戰意瀰漫的Trading Floor， 長bench 對面並排而坐，在布滿Bloomberg graphs 和pricing system 的電腦screens 後方， 有一群Derivatives Structurer。他們總是在每天收市前十五分鐘，全Floor 氣氛混亂熾熱、信息交錯之際，椅後那Trading 的VP對其遙隔數張benches 以外的Associates 大聲怒吼，譴責其未能在最後幾秒execute 那個臨時order 之時，最能冷眼旁觀，獨善其身的一群。 整天旨在管理與編制嶄新的StructuredProducts 售予其他機構投資者，而screens 上充滿無數financial models 和其底層公式，彷彿從來不受短期波幅影響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所以其態度在Floor 上屬比較溫和冷靜的一派，性情總比Flow Desks 來得更從容自在，可隨時離Floor 而去享受high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C01 | 今日焦點 | 忽然文化 | By 占飛 2011-09-17 可以擺在保險箱的就不是秘密。愈有權有勢，就愈多嘢收收埋埋，唔見得光和唔畀得人知，這是小人物深信不疑，用來安慰自己的陰謀論。《竊聽風雲2》令散戶和小投資者看得最有共鳴的，是由巨富組成的地主會操控股市。以前董驃講馬受歡迎，因為他常常看到拉馬和造馬的蛛絲馬迹。馬場，對他來說，根本就是落下雪泥鴻爪的案發現場。難怪維基揭密網站創辦人阿桑奇會由黑客搖身一變，成為網絡社會的俠盜羅賓漢：他根本就是陰謀論者的夢想成真。 一頭金髮的阿桑奇，玉樹臨風得來有點陰陽怪氣，再加上他的私生活不羈，實在非常切合通俗文化，特別是荷里活電影，喜歡將網絡黑客描繪成「禮法豈為吾輩而設」的大智者的浪漫想像。於是，每一次維基揭密爆料，幾乎都能夠引發全球媒體的亢奮。 然而不成比例的炒作過後，我們不禁要問，維基揭密真的突破了封鎖與政治高壓，顛覆了主流權力結構嗎？在那一層意義上，它揭露的情報，以及揭露情報的方式，賦予普通人新的權力或者有可能會導致真正的改變？ 權力中心轉向群眾？ 還權於民本來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政治理想。1971 年，「披頭四」（Beatles）之首約翰.連儂在移居紐約、寫出膾炙人口的大同世界之歌Imagine 之前，便寫過一首名為Power to the People 的政治抗議曲。然而，今日高呼人民萬歲的，不是眼睛閃耀着奇異光芒的理想主義者或搖滾樂巨星，而是頭腦清醒、處事嚴謹的主流新聞媒體。究竟時代是否真的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權力的中心不斷轉向群眾？ 抑或這一切只是媒體的捕風捉影，將一個壯觀的幻象當做真相，把互聯網給予用者那種無遠弗屆、無所不知的虛假的全能感（false sense of omnipotence）等同為改變現實的能力？ 實情是，維基揭密所揭的密，除了可以滿足好奇心，為普通人的枯燥生活提供調劑和談資之外，並不構成一種會產生重大實質後果的知識轉移（knowledgetrans fer）。它提供的有關國與國權力關係與外交角力的理解，是片面、零碎甚至扭曲的，你無法把揭露的資料加在一起而得出可靠的結論或者完整的圖像。這也許正是它引人入勝的真正原因：將複雜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簡化和庸俗化為一種「高級八卦」（high gossip），讓老百姓可以假關心國際大事和全球局勢之名，盡情滿足自己的獵奇心理。 對主流價值不懂說不 其實陰謀論早已不合時宜。你用不着有迫害妄想症，也會發現我們對消費潮流愈盲從附和、對強勢文化和主流價值愈不懂得說不、對政府的管治愈逆來順受，甚至照單全收，便愈符合統治者、建制和大企業的利益。所以，今人的無知，並非一種天生的無知，而是一種有組織、有預謀，由政治和經濟利益驅動、千方百計地施加於我們身上的無知。然而這不算是「陰謀」，因為它每天都以公開、合法的方式，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陰謀早已成為「陽謀」，又怎會怕人揭發？ 撰文：占飛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C01 |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5 | 中國圍睹 | 中國圍睹 | By 茅于軾 2011-09-10 企業一定是要賺錢的，否則就不是企業；做公益是要花錢的。賺錢和花錢是對立的兩回事，不可能兼而有之，但是現在出現了社會公益企業，比如最近炒得沸沸揚揚的「中非希望工程」事件。究竟這是怎麼回事？是不是騙人的事，還是另有解釋？ 雙方交易產生財富 要解開這個謎，首先要懂得一切企業都要賺錢，而且在自己賺錢的同時也幫別人賺了錢，從這個角度看，企業本來就有公益的性質。舉例講，一個企業向另一個企業買原料，肯定這兩個企業都賺錢；沒有哪個企業會做賠錢的買賣，中國的出口商賺錢，美國的進口商也賺錢。 正因為參與交換的兩個企業都賺錢，財富必定就生產出來了；如果財富沒有淨的增加，一方賺錢另一方就要賠錢。比如賭博不會創造財富，輸贏是一個零和遊戲，贏錢的數目等於輸錢的數目；但是在生意中雙方都在賺錢，這證明有財富的創造。 如果企業賣商品予消費者，同樣是雙贏的，因為成交的價格是需求線和供應線的交點，參與交易的企業其成本都低於均衡價，所以企業在交易中能賺錢；消費者有「消費者剩餘」，他也是獲利的。 「消費者剩餘」的概念對於沒有學過經濟學的人不大容易想通，比較通俗的解釋如下：比如買一台電視機，花了兩千元，其實我們根本不知道電視機的成本是多少，如果講它提供給我們的享用，很可能不止兩千元。對有錢人來說一萬元他未必就不買，如果他不知道電視機的生產成本，光就電視機給我們帶來的樂趣。 嚴格來說， 大部分商品都有這種情況。大家坐飛機根本不知道坐飛機的成本，只知道它給我們帶來方便和享受，我們願意出的錢肯定比規定的價格高，至少是不低於價格，否則我們不會購買。這部分願意出的價和市場價之差就是「消費者剩餘」。 社會分工人類受益 發生「消費者剩餘」的原因是社會分工。我們能夠以很低的價格買到電視機、坐飛機，是因為有一批專家為我們服務。如果沒有他們，我們自己研發電視機，花一輩子時間也未必能夠做得出來，其成本高得離奇。 我們在麵包店買麵包而不是自己烤麵包，也是因為烤麵包有專家，他們烤的麵包品質高，成本低。我們能夠以合理價格享用現代社會的各種方便，都是因為有社會分工的緣故，這就是「消費者剩餘」。 懂得生產者利潤和「消費者剩餘」，就懂得為什麼企業都有它的公益性質。這與我們傳統對企業的看法非常不同，傳統觀念認為做生意的人都是剝削者，因為他們從社會上賺了許多錢，而看不到社會如何得益於他們。我們常常給商人貶義的稱呼，比如「糧販子」就認為是專門剝削農民的壞人。 但是從上面的分析看，糧販子利人利己。與沒有糧販子相比較，農民因為有了糧販子而改善了他們的處境；社會因為有了糧販子大家能夠在糧食市場上買到糧，不會挨餓。三年災荒就是因為糧食統購統銷，消滅了糧販子才發生的。 資本家僱用工人，許多人認為是剝削，但是出於雙方自願的交換必定對雙方都有利。與沒有資本家僱用相比較，工人的狀況得以改善。 當然，做生意的人認識不到他們的工作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他們只知道賺錢。但由於市場制度的安排，他們在賺錢的同時也給社會做出了貢獻。我們應該告訴企業家，你們所從事的是偉大的、有公益性質的事業，不要把它做成卑鄙的事業，做成血汗工廠，不顧道德，唯利是圖。 現在大家提倡企業的社會責任，細究起來，所謂企業社會責任並沒有什麼特別，就是奉公守法，用良心做事。這證明企業本來就有社會責任，本來就有社會公益的性質。 一方面企業家都應該懂得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具有社會公益性質，把它做成高尚的企業。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告訴社會，企業家不是剝削者，而是財富的創造者。如果一個企業家賺了一百萬，社會不是少了一百萬。恰好相反，社會上必定有另外一些人也得到了一百萬，因為賺錢是兩個人的事，一個人不可能賺到錢。奧妙的是，在市場制度的安排下，企業家為自己賺錢的同時也為別人賺錢，或帶來方便，提高生活品質。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有社會公益企業？我的分析是，除了一般企業都有的公益性質之外，它特別對社會的弱勢群體有利，或者它具有良好的「溢出效應」。比如講，一般企業都有增加就業的功能，如果所增加的就業是針對那些就業特別困難的人群，涉及到殘疾人、邊緣地區文化較低的人，這就變成社會公益企業。 公益企業應該賺錢 再比如銀行的借貸，本來就是對雙方都有利，能夠創造財富的活動。借貸活動如果涉及一方是貧困家庭，這就是扶貧的小額貸款。一個企業它所從事的業務，不論是需求方或者供給方涉及到弱勢群體，這樣的企業就是社會公益企業，因為它除了一般的公益性質之外，特別對弱勢群體有利，又增加了新的社會公益。 還有一種是良好的「溢出效應」，比如太陽能熱水器，它除了一般企業的公益性質之外，又有利於環境，能夠減少化石能源的使用，這是它的良好的「溢出效應」。 如果我的分析是對的，對什麼是社會公益企業就有了可以區分的標準。更重要的是，社會公益企業知道自己與一般企業有什麼不同，發揮自己對社會的特殊功能，就明確了自己的發展方向。因為社會公益企業要不要賺錢有很多爭論，答案非常混亂。 賺錢也不對，不賺錢也不對，左右為難，現在應該有了答案。社會公益企業應該賺錢，而且它的交換雙方之一是社會弱勢群體， 或者它有公益性的「溢出效應」。至於憑良心做事，不論是不是社會公益企業，都應該憑良心辦事——這不是判斷是否公益性企業的標準。 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高級顧問、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茅于軾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EDT16 | EDT 2011-09-21 It is a shame that professors Andrew Goatly and Ersu Ding did not find out more about what an outcome-based curriculum actually is prior to writing their article (Real education is about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4 | 時事評論 | By 曹啟樂 2011-09-10 暑假剛剛結束，但對新一屆中六學生和任教老師來說，因着大量補課，實質的假期嚴重壓縮，甚至不少學校已於8 月份提早開學；也有學生參加學校補課之外，還到補習社上課，更是忙上加忙了！ 與以往預備公開試而舉行的補課不同，現時主要為趕課程，以往只為溫習和分析試題。趕課程意味老師在正常教節內未能完成教學內容，為何出現這種情況？有何後果？是今年的特殊現象，抑或以後都會出現？這種不斷的補課是否與教改精神背道而馳？主事的教育局和教統會如何看待呢？ 以埋怨掩飾失當先 回應最後一個問題。雖然有關上述情況的報道經常見報，但從不見官方正式表明立場，有的只是傳媒查詢時的被動回應。觀點主要是： 「部分學校在編排高中課程的測考日數，遠超當局建議，影響學生的學習時間」（見9月1 日《星島日報》）。官方的回應只引領我們回答第一個問題： 「大量補課為何會出現」？ 官方指學校測考日數太多，故此教學時間減少，從而趕不及完成課程。此說大有問題！查看教育局提供的校曆範例，學校每年兩測兩考，只用了十四天；筆者任教的中學用了二十四天，再瀏覽不同中學網上披露的校曆表，由二十一天至二十八天不等，至今未看到有一間中學是少於二十天的（包括官津和直資中學）。 那麼所謂「部分」之說就不成立了，應是「大部分」或「絕大部分」才對。既然那麼多中學用上二十天以上日數測考，是否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老實說，教育局掌握了所有學校校曆表，自會清楚實情，如絕大部分中學都是這樣做，而不跟從局方提示，其中不是有其合理和必要的一面嗎？學校可以減少測考日數的話，為何不做？學界真的在專業上如此不堪嗎？ 究其實，新高中要求的學習範圍和考試形式既深且廣，以中文科為例，以前是考兩份卷，即課文問題、作文和閱讀理解，現在則是五份卷，在讀寫聽講之外，再加一份綜合卷。當然，還有不顧學界、定要在各科推行的校本評核，當中必修的中文、英文和通識科要有不同要求，通識更要學生完成一個獨立專題探究。教育局建議學校在課堂內完成校本評核，同時趕及全部課程內容，這是罔顧事實。因為課堂時間根本不夠用，當然會優先處理尚餘內容，至於校本評核，只好放在課後完成了。 分析至此，問題癥結浮現出來了。正是當初教育局課程規劃失當，高估了高中三年可資運用的課時，導致每科課程內容過多。當時教育局公開宣稱新高中文憑試在5 月舉行，所以有足夠的授課時間，現實卻是在3 月舉行，足足提早了兩個月，即少了大約三百多個課時。 因此，高中三年有二千七百個課時的說法是不切實際的，據此而規劃的科目課程也就變得臃腫不堪。現在教育局竟然埋怨學校利用過多時間測考為說辭，掩蓋規劃失當的責任。 以趕課灌輸知識 趕課程意味教學法的大倒退。本來教改是提倡學生學會學習，課堂內外要學生自行建構知識，堂上老師只是引導者，師生要多加互動、學生要搜集資料、分析驗證……；現實是返回「滿堂灌」的局面。教改提倡學生走出課堂，參與課程以外的學習經歷；實情是中五下半年至中六全年，學生是上課後再補課，沒完沒了。 如果教統會對此現象仍無動於中的話，如何向當年支持教改的教育界和社會人士交代？ 對學生學習而言，老師「教」過，不等於學生「學」懂；必須有一個思考、重整、編排的內化過程，這須要學生在不同階段安頓下來，作出總結，這是一個個人學習歷程；學術一點說是元認知（metacognition）在運作。 學生須要預留足夠時間去做，否則其學必不穩，成績也不太好。這是我等教育工作者擔心之處。 考生表現如何，明年7 月首屆文憑試放榜時自會分曉；因將以水平參照而非沿用的常模參照滙報成績，或許因為學生在科目表現普遍欠佳而整體成績下降，考評局會否以「降低門檻」方式調節分數，造成大部分考生及格的「假象」呢？ 追本溯源，當年課程規劃失當的嚴重後果已經出現，當局不宜再埋怨學校用上太多時間測考，應當盡快檢討，調減課時以至各科內容， 以免每年重複「補課再補課」的現象，讓教改精神得以落實，學生和老師有較合理的學習與生活作息。 教育評議會執委 曹啟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