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醫療

Older and wiser Americans get wiser with age. Japanese are wise from the start Economists Apr 7th 2012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ONE stereotype of wisdom is a wizened Zen-master smiling benevolently at the antics of his pupils, while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C08 | 城市智庫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1-09-17 「我寧可看名人做無聊事，也不想花時間看平常人敍述『有趣的生活』。某某是何許人？我怎會關心他的工作和喜好？」我看着書店架上放着的新書Hait i – by Paul Farmer（《海地》，保羅．法默著），想起一位編輯說的這番真心話。把法默和海地兩個名字相連在一起，的確有點諷刺。海地在2010年發生七級大地震之前，已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評為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然而，這本書的作者法默醫生，卻是哈佛醫學院及公共衞生學院教授，是萬人景仰的慈善家和無國界醫生，他的電話本裏應該有比爾蓋茨的直線電話號碼。但他不是明星，執筆寫貧窮國家的弱勢社羣，大概只會被歸納作「平常人做好事」一類。 越過一山還有一山 法默其實很不平凡，直接或間接認識他的人，無一不受啟發。三年前的今天，我坐在哈佛HauserCenter公共政策教授Marshall Ganz的辦公室，慨嘆着辦小型非牟利慈善組織的挑戰，不只要爭取有限資源去幫助第三世界國家，還要應付自身的行政運作。單是整理捐款和支出的單據、向美國稅局申請501（c）（3）慈善機構稅務的減免等繁瑣事，已經消耗了我大部分的精力。教授拍拍我肩膀，介紹我認識一位畢業生雅俊Arjun Suri。他是國際衞生學系的年輕新星，念本科時常到印度和南美洲做科學研究和加入義工團隊，尤其是在波士頓Partners in Health （PIH）做暑期工的經歷，促使了他來年進醫學院主修傳染病學。他效法的榜樣就是PIH一位創辦人法默醫生。我離開美國前一天，雅俊笑着送我一本書——普立茲文學獎得主Tracy Kidder 寫法默的傳記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s ，「越過一山，還有一山」，正好描述我當時的心情。「趕快回來波士頓，加入PIH吧！」雅俊以一貫雀躍的神態說：「法默醫生一定期待你來幫忙。」非洲的饑民、中國的孤兒、得不到醫療福利的美國人..睜開眼睛看看，富國和窮國到處都有貧乏不幸的地方，所謂醫學進步迅速、國民收入上升、人類年年延壽，不過是將焦點放在極少數人身上。 現實中，全世界約有超過十億人享受不到任何現代醫學的成果。更何況天災人禍和戰亂傷亡已成為慣事，還有新聞報道日本福島大地震、核輻射泄漏嗎？今天的頭條新聞，二十四小時之後便成了舊消息，被更慘烈的事，或是明星婚變的傳聞取而代之。在種種混亂之中，醫者尚且可以在手術桌上挽救病人性命，想要推動醫護人員、慈善組織和政客互相合作的大使，往往進退兩難。我還記得回到香港後參加了一家大學的危機管理大會，在小息時間向講員們發問，請教他們哪些團體需要人手，我能不能做些志願工作。有一位教授回答：「為什麼你想參與危機管理？唔..我想，你還是看看環保署、水務署的招聘廣告吧。唷！彼得，最近有到內地打高球嗎？」這位咬着炸春卷的危機管理科教授轉過身，消失於自助茶點席間。真可惜，社會問題之多，令人分不出哪些是燃眉之急，哪些是長期憂患了。今天還是後天需要人幫忙，就好像沒太大分別。 長遠毅力堅守崗位 也許扶貧治病有許多不同方式，沒有一套準則。但法默醫生有沉實的內涵，用他二十多年在海地替窮人看病、在哈佛會診和教學的認真態度，表現出公共衞生政策需要有長遠毅力的人去堅守崗位。他同時在國際會議中講述海地、非洲和南美洲的病控問題，從其冷靜的外表流露出刻不容緩的迫切。他跟醫學院同學金辰勇（Jim Yong Kim）創辦的PIH仍帶着這種不懈且無懼的信念，由1987 年設在海地的鄉村診所，到現在有超過一萬多員工遍布於十一個國家，實在是很大規模的躍進。我不能忘記金辰勇在2000年向蓋茨基金會申請經費的故事：他和法默準備申請蓋茨基金會的全球醫療衞生計劃撥款，兩人坐在莫斯科假日旅館客房裏討論該開口要多少錢時，發生了爭執。法默保守地認為要200 萬至400 萬美元，金辰勇說：「不行，我們得要4500萬。」法默說，他們沒可能拿到這麼多錢。結果呢？蓋茨基金會捐出近4500萬美元給PIH和哈佛醫學院，在其後五年擴大了秘魯、海地和前蘇聯治療結核病的資源。出身清貧的法默和韓裔的金辰勇，不經不覺做出了改變世界的事。 我試着找法默的有趣新聞，令這看似嚴肅的醫生聽來真實和可愛一些。原來他的妻子是兒童文學《查理與巧克力工廠》作者多爾（Roald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2 | 城市智庫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1-08-20 英國發生騷亂，身在外地工作和居住的英國朋友都覺得悲傷。這些被火燒、受劫掠的社區和店舖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變成了反映政府無能、警員懦弱、孩童沒人管的證明。我這幾天避看新聞評論，何必呢？那些分析不是冠以社會學理論，就是落井下石的說話，好像英國做官的只懂得旅遊享受人生，社會則遍布了種族仇恨和靠福利救濟的蛀米蟲。看見別人眼中的刺，而見不到自己眼中樑木的「專家」，通常忽略了身邊默默耕耘和稍有常識的平常人。 病者心靈上的慰藉 做事嚴謹的英國人，不都是公司總裁，或是為了維護形象的公眾人物，我遇上最勤力和有條不紊的人都是義工。當博士後研究員的第一年，做實驗再不用擔心影響論文答辯，也習慣了教學的時間表，於是想到醫院去幫幫忙。我看牛津幾家醫院的網站廣告，找出他們有什麼需要，我的能力怎樣配合。原來英國二百二十八間醫院有獨家的電台頻道，由非牟利的醫院廣播協會（Hospital Broadcasting Associ ation）管理，為住院病人提供免費音樂和娛樂節目。音樂是保持健康的防疫針、對抗疾病的良藥，更能做到科學研究和醫學不能做到的——給長期進出醫院的病者心靈上的慰藉。再看牛津醫院電台Radio Cherwell 固定播放的音樂節目，竟然包括我最喜愛的鄉村音樂和百老滙歌劇！那一刻，好像找到命中注定的知音者。我立刻想像自己昂首踏進錄音室的情景，每星期播放兩小時的藍草音樂，對着麥克風問： 「大家都懷念《仙樂飄飄處處聞》的調子嗎？」腦海還浮現出十二首史提芬．桑海姆的音樂劇精選…… 可是，我對節目製作一無所知。聯絡上電台負責人基雲Kevin Crouch 的時候，只敢提議做整理唱片、到病房收取點唱名單的小差，跟正式的報道員學習一年半年後才找機會自告奮勇做主播吧。基雲說，在電台工作的六十人都是義工，大部分剛來時也沒有廣播經驗。他第一次重播自己錄音的聲線還嚇了一跳，說： 「這是我說話的聲音和語調嗎？」十多年以後，卻成為主持Motown 和六七十年代舊歌節目的老臣子了。他帶我到錄音室參觀，推開紅色大門，房間裏一開一關的控制台和播放音樂的電腦程式看來很複雜，「不過你懂得做科學實驗，應該不會被難倒。」所有按鈕的操作用法已經列在手冊上，小心按着指示重複做幾遍便能得心應手，而且電台除了新聞和一些需要聽眾互動的活動如Bingo 數字遊戲，大都是預先灌錄，臨時出錯的可能性較少。我以為基雲會讓我先做跑腿試試看，想不到他嚴肅地說，所有義工每星期必須負責兩次兩小時的節目籌劃，傍晚六時要準時來到Churchill 醫院的錄音室。義工的試用期是六個月，經過評選才會獲用為長期員工。「下次來的時候，請你先到病房做簡單的病歷檢查。還有別忘了帶護照，我們要證明你沒有犯罪紀錄。」還有誰埋怨做工難？做義工更難！ 撇開墨守成規的樂理 經營有術的醫院電台不但給病者帶來歡樂，對那些工作了一更七十二小時的醫生護士來說，更是對外世界的一道窗。在倫敦聖瑪莉醫院當醫生的朋友說，那裏的醫院電台整天重複播放着同一首歌，令人快瘋掉了。音樂無疑影響人的喜怒哀樂，但音樂治療在傳统的臨床醫學中仍停留在輔助治療的層面，需要更多科學理據來驗證其正面效果。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腦科教授Michael Thaut 出版了百多篇學術文章，證明這種音樂治療方法能幫助老人病患者，慢慢改善他們行動不便和記憶力衰退的病徵。在我念聲樂的時候，提供音樂治療為學位課程的學府屈指可數，難得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有一門音樂治療的基礎課，客座教師是聖佐治醫院的主診音樂治療師史提芬Stephen Sandford。他解釋臨床音樂治療並不是播放樂曲，而是靠病人用鼓、鐃鈸、木琴等樂器自創音樂，再由音樂治療師配合音調、聲響強弱、節奏韻律，編出和諧的音樂。所以，合資格當音樂治療師的人聽覺靈敏。眾多學生之中，史提芬發現醫護人員比音樂學生更能掌握原始的音色，如何控制病人的情緒，更容易撇開墨守成規的樂理觀念。我到倫敦Chelsea and Westminster 醫院的兒童發展診所，看史提芬帶領的音樂治療團隊每月排滿近六十案例，藉音韻緩和幼童的語言障礙、自閉症，甚至是多數影響女孩子的遺傳精神病蕾特氏症(Rett syndrome) 。他們工作繁重，並要兼顧幾家醫院的音樂治療服務，但工資待遇比不上同等醫生的職級。誰花時間遊行示威、罷工搗亂？還不如做好自己的本份。 我把音樂治療的科學性和臨床觀察寫成了文章Strike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2 | 專家之言 | By Shaukat Aziz 2011-03-19 新興市場包括巴西、中國、印度、印尼、墨西哥、俄羅斯、土耳其，以及亞非歐和拉美中的另外十五個國家，她們佔世界的人口和經濟份額正快速增長，如今，她們正面臨二十一世紀的一大挑戰：制定與城市化速度和規模相適應的公共衞生方案。 最大的四個新興市場佔世界人口的40%，GDP 總和接近9 萬億美元，她們的經濟總量有望在2030 年超過七國集團，到2050 年，巴西、中國、印度、墨西哥、俄羅斯將與美國一道成為世界的主要經濟體。 健康最為重要 然而，這些國家的城市必須先要解決比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歐美城市更為嚴重、更為迫切、更大規模的經濟社會問題。 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應對城市人口爆炸式增長所帶來的問題；如今，超過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在我的祖國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人口以每天一千人的速度增長。 經濟中心城市的共同問題是外來遷移者眾多、失業率高、收入低、住房和衞生狀況差、基礎設施不完善和社會剝奪。這些城市在人口增長的同時卻沒有強有力的公共衞生政策。正如政府、商界和學術領袖在最近的「新興市場研討會」中一致同意的那樣，如果新興市場國家的城市（經濟）處於病態，那麼這些國家的願景將無法實現。 對人類安全來說，沒有什麼比健康更為基本。有了健康，人們才有選擇，才有自由，它是人類發展的基礎。我們通常關注醫療，強調醫藥和醫生的重要性，但是健康同樣關乎舒適、生命安全、工作和學習能力。正如經濟學家和哲學家阿馬蒂亞·森所說的「健康是人類各種行為行之有效的前提」。 新興市場城市面臨的疾病問題由傳染性疾病轉變為慢性病，城市人口仍然容易受害於流行病、營養不良造成的童年疾病、愛滋病、瘧疾、肺結核以及由失業和貧窮造成的精神失調。他們同樣易受害於自然災難和交通事故引起的傷亡、社會混亂造成的健康問題。 手機可充當診斷工具 城市擴張的速度，以及由此帶來的貧困集中化，使得一些國家政府和市政府無力提供城市公共衞生所需的服務，即可持續和可負擔的住房、清潔供水、衞生和教育。但是新興市場城市人口和經濟活動的集中，也帶來建設與衞生有關的基礎設施、提供衞生保健服務的重要機遇。 有幾項措施需要採取。新興市場政府必須解決各部門在健康和公共衞生政策政策的不協調問題，並要考慮改革，包括為市政府提供所需的權力、資源和責任，以解決健康和衞生保健的問題。 市政府須根據實際的人口預測、患者登記、健康資訊系統制定各項城市計劃，新興市場城市之間，也須共用可行的機制和改革，把成功的新發明和新方案與各地實際情況相結合。 這些新發明包括可負擔的新技術，比如為社區健康職工配備的廉價手機。舉個例子，在巴基斯坦的一億六千萬人口中，手機用戶有六千萬。手機可以拍攝照片，以此充當診斷工具，便於患者享有可負擔的城市醫療；可以寫配方、監控低收入區域的患者狀況等。 總之，城市公共衞生需要重新改造，新興市場城市（以及國家）的健康更是如此。 作者為巴基斯坦前總理 版權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1Shaukat Aziz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6 | 城市智庫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1-03-19 生育學權威溫斯頓教授Lord Robert Winston 是少數跨越學術界和流行科學，仍能得到雙方尊重的學者。許多做學術研究的人一旦寫了叫好又叫座的普及科學書籍，以日常生活的例子將科學簡單化，便像褻瀆了學術的神聖；他們的曝光率也容易惹起其他科研人員妒忌。溫斯頓教授的特殊地位就讓我沾了一點光，無論是念科學或是在電視節目上見過這位鬍子教授的男女老幼， 看到我寫關於他的文章「Foetal Attraction」，都忍不住問我許多問題，卻沒有人說過： 「有沒有問他怎樣做人工受孕？」 改變人的命運 我那時候才剛博士班畢業，也沒有碰上須要用人工受孕來生孩子的朋友，根本沒有這個念頭。回想起來，這可是要花上百多鎊顧問費才能得到的專家意見呀！ 畢竟， 溫斯頓教授是婦產科醫生、倫敦Hammersmith 醫院人工受孕研究所教授，曾經發表超過三百份學術文章，是英國繁殖生物學和胚胎病理鑑證學首屈一指的學者。當我說起他撰寫的電視節目如Child of Our Time 和獲得1998 年英國BAFTA 電影學院獎的The Human Body 時，他強調拍攝手法要有趣味，但對研究不能草率─繁殖生物學不但能孕育出新生命，還會改變人的命運。 教授說，人類自古以來無所不用其極地要控制生育。早在1750 年， 意大利生物學家Lazzaro Spallanzani 已經嘗試把青蛙的精子和卵子放進試管內做體外受精（In vitro … Continue reading →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8 | 時事評論 | 大班人語 | By 鄭經翰 2010-10-22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早前就醫療改革進行第二階段諮詢，推出全民自願醫療保險計劃，鼓勵市民購買醫療保險，轉投私人醫療服務，以減輕公營醫療系統的負擔。 我曾撰文指出，自願醫保計劃一定徒勞無功，因為醫療服務私有化不但損害普羅市民享用公共醫療服務的權益，影響公共醫療服務的質素，對私營醫療部門卻未必有利，因為近年私營醫療市場已出現顯著的變化，大量內地富裕人士湧入需求本港優質的醫療服務，已使私營醫療部門應接不暇，根本不會着意自願醫保倡議的套餐計劃。更嚴重的是，在利誘之下，加上公營醫療服務工作條件每況愈下，已使公家醫院的醫生大量外流，棄公投私，進軍私營醫療市場搵真銀，其中又以資深的顧問醫生的流失最為嚴重。 醫生「逃亡」成風 根據醫管局公布的資料，單是今年4 至7 月間，已經有三十九名顧問和副顧問醫生離職，預計全年流失率高達百分之六，較去年增加五成。過去一年，離開公共醫療系統的醫生高達二百多名，其中三成是年資逾十年的資深醫生，全港七大醫院聯網無一倖免，而作為港大教學醫院的瑪麗醫院更成為重災區，多名港大教授級醫生如換肝專家廖子良、腸胃學講座教授王振宇，都先後辭去教職，進軍私營醫療市場。據聞辭職離開港大的名醫陸續有來，包括港大內科學系系主任黎嘉能、內分泌專科兼瑪麗醫院骨質疏鬆中心主任龔慧慈教授，以及糖尿病專家曹慧崑教授，可見公家醫生的「逃亡」，已蔚然成風，一發不可收捨。 長此下去，本港的公共醫療系統一定會受到衝擊，公共醫療服務的質素肯定會受到影響，最終受害的還不是廣大普羅民眾？ 造成今日大量公家醫生流失的情況，原因多端，關鍵的要素，就是公營醫療部門的醫生，尤其是資深顧問醫生和教授級醫生，沒有得到最好的照顧和應有的尊重；加上主責醫療衞生政策的周一嶽，迷信醫療服務私有化，長期刻意壓縮公營醫療部門，鼓勵私營部門發展，在此消彼長又心灰意冷之情況下，遂造成公家醫生離異之心，如今時機一至，便有如黃河決堤，大量流走。 不堪胡亂攻訐 事實上，冰凍三日，非一日之寒，過去楊永強執掌公營醫療部門做得最好的時候，因為佔去九成以上的市場，私家醫生生意不足，遂不斷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醫療服務私有化。他們在立法會內的功能組別代表郭家麒議員，更無時無刻不針對公家醫生，尤其是教學醫院的教授級醫生，在所謂「以權謀私」的私家症問題上大造文章，任意攻訐。過去有些民主派政客精明者如劉慧卿也不知內情，受業界利用，加入討伐行列，指摘顧問醫生薪酬過高，醫管局肥上瘦下，有浪費公帑之嫌，結果令不少一心一意為市民服務的公家醫生心灰意冷，為今日大量逃亡種下遠因。 須知道，香港的醫生，不管是在公營或私營機構服務，都是天之驕子，根本不愁收入。願意留在公營部門工作的絕大部分顧問和教授級醫生，不僅醫術超卓、蜚聲國際，更是誠心誠意為全港市民服務的優秀人才，如果他們真的要賺錢，一早已選擇在私營機構工作，而年賺千萬元實在並非難事。他們仍然願意留下服務，既要診症，又要教學和做研究，任勞任怨，孜孜不倦，顯然都是有心人。可是，不單醫管局沒有重視他們的貢獻，尊重他們的抉擇，不肯增撥資源，改善公營醫療部門的工作環境和條件，為致力服務大眾的公家私生提供足夠資源，以致在沉重的工作壓力下，醫療事故頻生，公家醫生經常成為社會輿論討伐的對象。 政客和傳媒為了討好憎人富貴厭人窮的民粹心態，亦經常大事渲染報道和抨擊公營醫療部門的教授級醫生歛財，在診私症的問題上說三道四，誣指人家假公濟私，不務正業。 下海情非得已 其實，香港大學的醫學院譽滿全球，在大學內專心一致醫學教育的工作者，尤其是幾位在港大終身服務的醫學教授，都是敬業樂業，以鑽研、培育專才和懸壺濟世為職責，他們根本從來都全身奉獻自己的學養，不計私利，反而備受攻訐，實在沒有道理。 所謂看私家症，不單收入有限，而實際得益，更是廣大市民，尤其是中產階級，因為那是求之不得的專科醫療服務，在私營醫療機構，同類服務收費肯定數以倍計，質素卻未必能及。事實上，私家症服務也有所規限，根據港大的規定，教職員每周看私家症不得超過八小時，並且須在完成教學、研究及在教學醫院提供臨床服務的職責後方可提供。因此，能夠獲得私家症服務的普羅市民，實在十分幸運，而提供私家症服務的教授，既沒違反大學規例，更可為市民大眾提供難得的專科醫療服務，可謂功在社會，又有何可非議之處？ 然而，政客和傳媒就是不顧事實，只求煽情媚俗，結果令公共醫療部門的工作環境愈來愈差，陷阱處處，與其委屈自己，倒不如索性向錢看，放下服務大眾的公職，下海搵真銀。這些選擇離開公營醫療部門的醫生，都是情非得已，既然無法在公營醫療機構實現理想，服務大眾，只好面對現實，下海到私營醫療市場搵真銀，也屬人之常情，無可非議，應予尊重。當然，那些仍然不受金錢誘惑、選擇咬緊牙根留下來、不辭勞苦為公眾服務的公家醫生，自然更值得敬佩。如果周一嶽依然執迷不悟，不肯深切反省，改轅易轍，善待公家醫生，終有一天，本港公共醫療服務定必優勢不再、質素不保，到頭來全港市民的生命健康，都會受到損害。 鄭經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