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ration 40s – 四十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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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決政改責任誰屬?

明報
A29 | MP+觀點 | 政制向前走——政改評論系列 | By 馬嶽

4 年前,政府提出區議會方案,民主派議員以委任區議員有權投票選特首是反民主,以及沒有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為理由,否決方案。4 年後,特區政府拿走委任區議員的投票權,而人大常委2007 年的決議也說2017 年可以普選。唐英年說,民主派當年反對05 方案的理由已經不存在。

但不少民主派仍然說09 方案是民主倒退。他們說區議會方案是「增加了功能議席」、「易請難送」、「立法會區議會化」,是民主倒退。我有點糊塗了。為什麼05 年時不見你們提出這些反對理由?當年針對沒有時間表路線圖和委任區議員有權投票,到政府拿走了這些又掏出另一套理由反對,給人的感覺似乎只是找些理由來反對,來支持辭職抗議。

區議會互選立法會議員民不民主?比起分區直選,區議會間選當然不如。政府說加入區議會互選議席後,有六成議席是直接或間接民選,是「偷換概念」。市民投票選區議員時主要是跟地區政績,並不是要他們代選立法會議員。如果間選也算是民選,那麼現時特首也算是民選了——因為我們選過直選立法會議員,而直選議員是選委,或者我們選過區議員,區議員選出選委、選委選特首……沒人會相信這是符合西方民主的民選標準的。

但將區議會互選打成「小圈子選舉」,說成是民主倒退,我覺得不甚公平。如果沒有委任,區議會是民選議會,西方不少國家的上議院其實都有由地區政府或議會選派的議席,其代表性當然不及由人民普選,但應比傳統的功能界別為佳,因為民選區議員要向普選選民負責。

如果要知道區議會互選會否產生只關注地區事務的議員,最佳的參照應該是1995至97 年的立法局。當年在彭督方案下立法局有10 席由區議員產生,但我看不到當年產生的議員只關注地區事務, 「立法會區議會化」似乎無甚根據。

如果拿09 方案和05 方案比較,拿走了委任區議員投票權是進步,但05 年最後承諾分段取消區議會委任制,今年反而沒有,是退步。選委會是1200 人還是1600人我覺得分別不大了,反正絕大部分老百姓都無權投票,梁家傑先生能否參選小圈子特首,不應是政制有多民主的指標。

我對09 方案的定性和當年對05 方案一樣:這是「雞肋方案」,食之無肉,棄之有味。加了10 席可說是擴展了政治空間,但整體立法會代表性沒有增加,但說成「民主倒退」則不合理。民主派贊成方案,在民主進程而言看所得不多,剩下的考慮便只是通過政改的「象徵意義」:即通過或妥協會否代表向中央「釋出善意」,為其後的談判建立一個較好的基礎。

香港民主發展的關鍵是中央政府和香港民主派缺乏互信。中央說2017 「可實行普選」,民主派不容易相信是真的。如果2012 方案有清楚信息會邁向普選,例如民網和其他人提過的合併傳統功能組別,和確認分階段取消功能組別,民主派會較容易相信中央真正會實行普選,較容易建立互信。

我打個譬喻。你約了一班朋友在中環吃飯,某人事前跟你說: 「我可能到。」時間到了,你打電話給這位家住柴灣的朋友,他說: 「我嚟緊我嚟緊。」你會期望這位朋友已經在銅鑼灣或至少在北角。如果這位朋友說: 「我落緊樓。」你很正常地會懷疑他其實不會來。

09 方案正是這個局面。政府提出的2012選舉方案步伐過小,令民主派很難相信2017 和2020 真的會全面普選。如果真的要在10 年內邁向普選,為什麼這「中途站」離終點這麼遠?如果步伐大點,民主派有更大誘因選擇在現階段相信中央,通過距離民主尚遠的2012 方案,那便有利促進互信。

保守派要負相當責任

一直以來政府和輿論都將通過政改方案的責任放在民主派23 名議員身上。但有沒有人提過,是何人令到政府提出一個這麼保守的方案,令民主派覺得民主無寸進,難以向選民交代,食之無肉,棄不足惜?答案很簡單:中央政府和本地的保守派。

特區政府05 和09 年都希望令港人和民主派相信,枱面的方案是他們所能爭取的最民主的方案。具體架構內談判的黑箱我們不知道,但如果政府所言屬實,代表更進步點的方案,將不會得到保守議員的支持。

近日的政改討論令我懷疑:究竟有沒有一個政改方案,是真正可以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的?我們沒有一個公平的平台讓香港不同黨派可以協調大家可接受的方案。立法會內不少工商界議員可能希望功能組別千秋萬載,最好永遠不要邁向普選。讓政府關起門和他們商議政改方案,必然只會支持極保守的方案,然後當政府拿出這保守方案時,難以爭取民主派的支持。有功能議員甚至會說區議會方案太民主。他們可能樂見政改方案拉倒,永遠原地踏步。政改討論成了一個陷阱,保守派會盡量令政府的方案保守,民主派要麼通過很保守的方案,要麼原地踏步,結果循環不息的沒有進展,正中保守派下懷。政改如果最終被否決,其實保守派要負相當責任。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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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蟻族」谷爆 社會穩定危機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A40 | 國是港事 | 北京觀察 | By 林美芬
2009-11-19

  近期,內地一本名為《蟻族》的新書,引起了社會的廣泛議論。「蟻族」成為了新的流行語。

  甚麼是蟻族?蟻族是對「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的概括。《蟻族》主編、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政治社會學博士後廉思給出這樣的定義:這個群體和螞蟻有許多類似的特點——高智、弱小、群居。他們有如螞蟻般「弱小的強者」,平均年齡集中在22至29歲之間,屬於80後(上世紀80年代出生)一代。

高智弱小 潦倒群居北京

  蟻族被形容是繼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社會上的「第四大弱勢群體」。調研稱,全國範圍中「蟻族」的人數達到百萬,僅北京周邊地區的蟻族就達10萬人。

  這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主要從事臨時性工作,如保險推銷、器材銷售、廣告營銷、餐飲服務,有的是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

  在內地,當局為了解決青少年失業問題,10年前擴大高等教育招生,今年應屆大學畢業生就達611萬人,比去年的559萬人增加52萬人。在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下,不少企業停止或減少招聘新大學畢業生,不少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官方的數字稱,74%應屆大學畢業生在9月1日之前找到了工作。然而,在有關部門下達就業指標的壓力下,有高等院校出現了有大學生「被就業」的涉嫌就業率造假、注水的社會現象。

  北京中關村的周邊地區,集中了多個蟻族群落。調查顯示,他們大學畢業或失業後,基本上都不願回到原居地,他們往往是幾個人合租房子,以節省租金等支出,直至找到滿意的工作。這個群體在幾年前開始逐漸形成,早在兩年前,內地《中國新聞周刊》形容他們是「下流的青春」。

上流路窄 天之驕子下流化

  在北京上大學的青年人,到了北京都希望落戶成為北京人不少人有「寧要北京一張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觀念。然而,在當前「世襲」和「裙帶」社會關係愈來愈盛行的年代,沒有家庭背景或社會人脈關係的80後,他們「向上流動」機會明顯比不上比他們早10年出道的70後。

  大學生被譽為是天之驕子。內地改革開放初期,不少青年人憑着個人的努力,通過知識改變命運達到了向上流動,出人頭地。但是,這條向上流動的通道愈來愈窄,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找不到向上流動的渠道,相反,社會的向下流的拉力卻愈來愈大。

  廉思描述了他和這群畢業生一起吃過的一頓年夜飯的情景。開始,人人都像過節一樣,大家包了餃子,做了很多菜……但後來,當天色已晚,外面的喧囂靜下來時,突然一下子,所有這些男孩女孩都聚在一起哭了……

  在這種特別的日子和場合,他們沒有理由掩飾自己對家人的思念和挫折感。

情緒波動大 藉網絡宣洩

  調查顯示,這個長期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群體,他們的思想情緒波動較大,挫折感、焦慮感等心理問題較為嚴重。他們在家鄉,屬於家人和家鄉的驕傲,因此,他們普遍不願意與家人說明在城裏的真實境況。

  蟻族堅信自己的夢想能夠成真,但是,經過幾年時間消磨後,未能找到理想工作的繼續向下沉,一旦夢想幻滅,他們的悲劇可能才真正開始。一個小小的事件,就有可能引爆他們對社會的強烈不滿。

  他們從對前途充滿希望,逐漸變得意志消沉,生活瀰漫着焦慮、不安、無奈、和對社會不滿的情緒,網絡社區論壇成為他們宣洩情緒的主要地方。因此,他們往往是網絡討論區的活躍分子,雖然網絡有很多人表達自己,但是,有能力引起輿論討論氛圍的貼子,主要還是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

  在西方社會,也曾形成過大學畢業生的貧民群體,他們成為反制、反社會、反法制的一群。蟻族正逐漸形成社會上「新失業群體」,人數愈來愈龐大,形成了蟻族群落,這種現象值得高度關注和重視。正如學者所言,「千萬不要等到羊丟了,才想起紮籬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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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人」與「置業在港島」的迷思

Ming Pao Daily News 2009-11-05
MP+觀點 A30 精裝君王論
蔡子強

日前,曾蔭權出席電台「烽煙」節目為《施政報告》「解畫」,有一位任職醫生的女聽致電向他訴苦,說正準備和律師男朋友結婚,但卻發現在港島區根本難以置業,投訴現時港島區樓價連專業人士都無可能供得起,她說:「你話(我)買得起都是那些新界的豪宅,但我返工在中環。」

一石擊起千重浪,這段說話剎那間點燃起很多「第四代人」的共鳴,不單在各大討論區爆發,亦有投稿到報章和應,例如10月18日,《明報》便刊登了肥醫生(@西九龍貧民區)的文章,控訴「第四代香港人買樓置業的艱難」。

落葉歸根,置業安居,我想這是每一個市民的心願,大家都能理解,而很多人亦認同政府有責任為此提供政策環境,讓市民可以圓夢。但為何一定要在港島區置業,這卻是我不能苟同的地方,這更反映一種思維方式的問題。

香港的交通配套已經與10年前大大不同,鐵路和高速公路四通八達,青衣、將軍澳、元朗和屯門等,再不是昔日交通隔涉的鄉郊。大家坐港鐵由將軍澳又或者青衣到港島,往往三四十分鐘已經可以,所以即使在港島工作,我也看不到有何原因一定要住在港島。

為何要在港島買樓?

到了今天,堅持要在港島置業,我想只有兩個理由:

一、在港島有樓,是作為中上階層的一個status symbol;又或者,

二、港島樓最保值,亦最有升值潛力。

這也很自然,因為很多第四代人,由細到大目睹過不少第二代人,透過在港島買樓,因而賺得人生「第一桶金」,晉身中上階層,亦因而成了自己的模範。但當人人都這樣想的話,港島樓價居高不下,便是自然不過的事情。你想買,因為它最保值,也因為它最保值,所以你亦很難低價買。

肥醫生說的,我不少也贊同,如「東湧線的地鐵可以等上10 分鐘才有一輛列車,但某富商樓盤卻可以坐擁自己的專線地鐵站」等,這都是政府應該改善的地方。我所不同意的是,他把搬入新界住說成一個很委屈、很無奈的選擇。

《M 型社會》批判傳統「購屋信仰」

我也明白,如今年輕一代,受到董建華、羅範椒芬等那個年代,大專教育私營化的錯誤政策所累,導致負債累累,再加上經濟結構轉型,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機會大大放緩,導致他們經濟狀況與上一代的大學畢業生,根本無法相比,所以曾蔭權要拿現時的樓價與97 年相比,來論證年輕一代的供樓能力,是一個大大的謬誤。但這些都不等於,年輕一代要繼續擁抱傳統「置業在港島」的「購屋信仰」。

除了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之外,三浦展的《下流社會》、大前研一的《M 型社會》,都是不少第四代人朗朗上口、訴說自己坎坷處境的經典書籍。但你估他們又是如何看待新一代的置業買樓的問題呢?

大前研一在《M 型社會》(中譯本,台灣商周出版)(第146-148 頁)中是如此寫的:

「這種執著的『購屋信仰』,其實就是人人都認為自己是社會的中堅階層此一意識下的產物。年輕時薪水低無所謂,反正在年功序列的制度下,自然會加薪、會升職,所以就算日子會過得拮据些,在35 歲至45 歲的時候,都一定編列房貸預算,買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不過,這種人生規劃現在已經無法成立。因為累積年資、默默埋頭苦幹就會加薪、升職的時代已經結束……總之,以加薪、升職為前提而設定的房貸預算,已讓大家叫苦連天,所以,這根本就是不合邏輯的規劃。」

大前研一的結論,是建議大家租房子或在市郊購屋,總之拋開傳統世俗買屋的框框和迷思,為自已設計一種全新的住家和生活風格,把資源釋放出來,讓自己生活得更充實、更精彩。

錢可以花在更有意義的地方,例如旅遊增廣見聞,又或者發展自己的興趣。人生到了黃昏時回望,可能覺得此生活得更快樂、更有意義。

我明白很多年輕朋友仍然想置業安居,但至少,我會建議大家不要執著于港島區買樓。我不是想以第二代尾、第三代頭的身分講風涼話,事實上,我也沒有在港島區置業買樓,我的老家在港島東,現時家住青衣,每個禮拜往往也要不止一次進出中環、金鐘,但一樣生活得悠然自得。

第四代人應思索新生活方式的可能

我只是想說,很多年輕人接收了「第四代人」、「下流社會」、「M 型社會」等概念,但卻沒有認真消化當中的反思,仍舊以「第二代人」的行事邏輯、遊戲規則,以至成功指標等,來審視和衡量自己的生活,結果只會弄到自己活得不開心,滿肚牢騷,甚至挑起一場世代戰爭。

周日,湯禎兆在《明報》的一篇訪問中說:「(第四代人)太多人喜歡跟遊戲規則走,遊戲規則人家幫你寫好了,你自然不能超越前人。」

我想,要在港島區買樓,何嘗不是如此一個例子。撰寫本文,絕對不是想為大家應不應該在港島置業中環買樓,指指點點,而是想透過寫作這一題目,帶出前述書籍的其中一個中心思想: 「每一個人也都需要有足以因應社會結構變化的生活方式。」

我想呂大樂撰寫《四代香港人》,原意也不是想激化世代之間的仇恨,挑起一場世代戰爭,而是想大家對自己身處的環境、生活方式以及局限,有多一點自省而已。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