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ration 40s – 四十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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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城市風景 二流的馬拉松

Ming Pao Daily News
B10 | MP+觀點 | By 莊曉陽
2010-02-24

每年2 月都是健兒們最後衝刺的時刻,預備月底的渣打馬拉松。從數字看,參賽者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提早額滿,外界或以渣打馬拉松很成功,但若與歐美一流賽事比較,渣打馬拉松的水平是遠遠不及,我們雖然有一流的城市風景和文化,但我們只有一個二流的馬拉松。

渣打這個賽事,其實不應該稱為馬拉松,因為真正跑42.195 公里的跑手,其實只有8000 人,渣打馬拉松號稱有6 萬人參加,其實是騎劫了馬拉松的定義,一點也不科學與正確。比賽應正名為渣打10 公里,因為大多數參加者(3.7 萬人),其實只是參與10 公里賽事。

賽道兩旁沒有人給你打氣

筆者認識的資深跑手中,對渣打馬拉松的評價普遍不高,特別是一些經常到海外比賽的跑手,因為渣打馬拉松實在太沉悶、也看不到主辦單位有熱誠去辦。在歐美日本跑馬拉松,賽道兩旁都有市民給你打氣,你永不會孤單;但在香港,賽道被劃到遍遠的高速公路和隧道,什麼風光也沒有,更沒有人給你打氣;即使你快要到終點,只要橙色膠魚網一出,你便行人止步,大會才不管你已跑了40 公里。香港賽事另一缺點是難度太高,特別是聞風喪膽的西隧長命斜,結果無法吸引全世界最頂尖的跑手參加,最頂尖的跑手寧可選擇平坦的賽道,以增加破世界紀錄的機會。

單是獎牌頒發制度,已看到主辦的業餘田總有多業餘。在外國,你要捱到終點才可以拿獎牌,由義工親自把獎牌掛到你頸項,是要你用汗水和淚水換取;但一直以來,香港的獎牌是在比賽前連同號碼布派發,理由是要方便主辦單位的工作流程。這些獎牌一點價值也沒有,只淪為拍賣網上的商品。

在歐美,政府把馬拉松視為吸引海外跑手的大型活動,像巴塞隆拿,旅遊局會一同協辦馬拉松,以設計一條吸引旅客的路線;早於29 年前籌辦第一屆倫敦馬拉松,賽道設計其中一個原則,是要把市內的景點盡量囊括入賽道。以世界五大賽事之一的芝加哥馬拉松計,每年在賽道兩旁圍觀的市民接近100 萬,馬拉松創造的經濟效益超過7 億港元。

香港的賣點並不是三號幹線、隔音屏障高速公路、青馬大橋,而是尖東海旁、熙來攘往的旺角和中環,傳統與現代結合的風土人情。

比賽完全浪費了香港特色

可惜我們的比賽完全浪費了香港的特色,因為政府看不到馬拉松的價值,政府不願意把市中心開放給長跑比賽,因為政府擔心封路「擾民」,結果10 公里的跑手天未光便要出發,完成賽事後喝早茶也不可以,因為茶樓仍未開門!

日本的東京馬拉松,今年只是第4屆,但已成為國際馬拉松的巨人,是歐美的馬拉松旅行社其中一個必然之選。我們的比賽遠較東京歷史悠久,但到現在仍是一項以本地人為主、10公里為主的地區賽事,一點也不國際化。

若把香港最好的市中心街道都拿出來,並以「The Most Beautiful HarbourRace in the World」向外宣傳,香港絕對有潛質成為國際跑手必到的一站,辦一個成功馬拉松,遠勝建一個蝕錢的迪士尼。筆者有生之年未必看到普選,但最少也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看到香港馬拉松可以跟倫敦一樣成功。

作者是馬拉松愛好者,曾完成10 個外國馬拉松,著有《四十二公里的風光》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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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兒童幸福論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4 | 副刊特稿 | 回眸英倫 | By 毛羡寧
2010-02-06

去年年底,英國諾福克郡的七歲男孩基倫.威廉遜(Kieron Williamson)在拍賣會上以破紀錄的十四分鐘賣光了他所畫的十六幅水彩畫,共值1.7萬鎊,成為全球最年輕而最叫座的畫家。

至今,仍有近七百人在採購的輪候名單上,爭着買他畫的風景畫。有人將基倫比作八歲成名的抽象派大師畢加索,就連藝術評論家也認為他的繪畫天分不容置疑。當「天才」能夠「生財」,他的故事自然成為眾人焦點。

英國Sky News電視台訪問基倫和他父母的時候,主持人問:「你們認為基倫的才華是天生的,還是環境所培養出來的?」胖胖的威廉遜夫婦輕聲地說:「其實我們沒有帶基倫到博物館或畫展看別人的作品,他起初並不知道誰是畢加索或莫奈。一年多前開始隨意地畫畫,碰巧我們去康瓦爾旅行,看見了海邊的景色,便說想要一本畫簿來寫生。現在他的每一幅畫最少賣到900鎊,他仍只是嚷着要買油彩。我想,繪畫是上天給基倫的恩賜,也是給我們的禮物。」許多父母的心態,都是想用最好的家庭教育和栽培,讓小孩子學習更多更全面的知識和才能。我小時候每星期六去學鋼琴、學普通話。這些被喻為天才兒童的父母,大部分的學歷只有中學程度,家庭並不富裕,更沒有花費太多在子女的教育和課餘活動上。基倫的母親是營養師,父親從前是電器維修員,兩年前因工傷,不能重操故業,才跟朋友合作開了一家賣古玩的畫廊。他不能在戶外活動太久,父子倆大部分時間在畫廊度過。

「童畫」成珍藏

基倫五歲剛開始畫畫的時候,作品稚嫩,不見得有過人才華,但他堅持不停去畫,又問父母油彩或粉彩該怎樣調色,如何畫遠近才能顯出山水的立體感。父母並不知道答案,只好在所住的諾福克郡小鎮Holt為基倫找繪畫老師。怎料不到兩年,基倫的畫已是炙手可熱的珍藏品。

看基倫畫的油畫,怎會想到是七歲小孩畫的呢?在我的想像中,這些作品像出自退休的老翁,戴上漁夫帽和野餐便當,帶着摺椅和畫架,悠然到山丘海邊幽靜處畫上半天的作品,但那個右下方的簽名,卻明顯是小學生的字迹。還有作品的素材和技巧,怎會成熟得像是Edward Seago的山水畫一般,給人海闊天空的感覺?

天才鋒芒初露

我記得有一年在牛津文學節上,曾經問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怎樣在他寫的The Remains of the Day小說裏,用寥寥兩三位人物便描繪出失落、時光流逝的心情,又不失美感。他回答說,要寫出故事的真實,自己應活在其中。他寫Never Let Me Go一書的時候,經常回想在劍橋東安格利亞大學念寫作時的日子,而把故事的發生地定在諾福克郡。「你想寫出無奈、沮喪、生命虛無飄渺的感覺,就去諾福克郡一趟吧。看看一幢幢的工廠,灰天蓋地的景象,心情自然沉重。」我看基倫筆下的諾福克教堂和海邊風景,絲毫不可憐,反倒像法國西北部不列塔尼的灘岸,一望無際。

小孩子和成人就有這種感觀上的分別——石黑一雄印象中的諾福克令他聯想起成名之前的日子,基倫看到的是他家附近的親切環境。小孩的觀點和表達方式直接,有什麼天賦,基本上很早已經自然發揮出來。

根據英國門薩學會(Mensa)的智力評估,列為天才一類的兒童更加鋒芒畢露。Channel 4電視台曾製作兩輯名為Child Genius的紀錄片,先在2005年訪問十位三至十三歲的小孩,再於2008年看他們成長過程的改變。他們的智商在全英國人口中的首百分之二,各人的天賦包括下棋、彈琴、數學、語言(希伯來語、古希臘文、古英語),甚至提出哲學理論。

正如我剛才所說,他們的父母,除了有一位母親是牛津大學英文系教授外,其他都是普通中產階級。有一位女孩是在英國成長的中國人Aimee Kwan,她考得獎學金到皇家音樂學院少年部學鋼琴。父母接送她上學時,彆扭地對記者說,不希望女兒經常為了練習和表演而憂慮,最好有點別的嗜好,這完全不像郎朗父親所說「學不好鋼琴,你就給我吃毒藥!」那般極端。

這些父母不求兒女考試滿分、進名牌大學或者賺許多錢,只關心子女快樂不快樂。許多父母鞭策小孩子要通曉兩文三語,學會琴棋書畫,也是出於愛心。可能自己年少時社會沒有現今般豐裕,特別希望下一代能接觸到更多樣化的知識,一方面為子女將來鋪路,另一方面填補自己未完的夢想。我深信西方的一句話:「Apple doesn’t fall far from the tree.」什麼樣的家庭就會教出怎樣的孩子。

我做了一些父母沒有夢想過的事,例如大學時念生物化學,博士班和博士後做腦神經研究,結果最愛的仍是父母沉醉的文化藝術。他們也因為我的專業,接觸到很多醫學和科技的知識,經常剪報給我看,一起討論。父母的角色在於啓發和鼓勵,不能單方面催谷小孩學習,反而要隨時代進化,在他們成長期間一起探索。

天之驕子的悲劇

除了感謝父母為我敞開一道道學習的大門外,還要感謝他們讓我嘗到失敗的滋味,在順境逆境不斷反省自己的不足。可惜在這「快熟」的都市生活裏,別人往往單以一套積分標準衡量成功的指引:智商要超過一百七十,八級音樂演奏試要拿優異,一字不漏地以英國腔背誦出莎翁名劇……絕不由得小孩子(甚至年輕人)在失敗中汲取教訓,或接受技不如人的提醒,或感到自己沒盡力的羞愧。

倫敦英皇學院一位心理學教授Michael Shayer專門研究學童心智,發現近三十年來英國的小學生雖然反應敏捷,考試分數愈來愈高,但傾向選擇容易的學科和被人欣賞的活動,以致嚴重欠缺邏輯思維和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不懂得面對挫敗,比拿不到比賽冠軍更可怕。有些天才兒童長大後發現自己再不是獨一無二的天之驕子,接受不了現實而自我摧殘,悲劇由此而起。我希望自己將來的孩子也會愛寫作、愛唱歌,跟朋友踢足球時跌倒了會笑着站起來,會教我多些新鮮事,做一個樂觀的人。當然,如果孩子是一個會生財的天才,我也不會介意好好去替他理財的。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博士,留英十一年,曾於劍橋擔任管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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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劍橋印象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0 | 特稿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0-01-30

離開一個地方,總會留下一些揮之不去的眷戀。有人像徐志摩所說的真心不捨,有些則是用幻想加以美化。當我不再住在劍橋的時候,對這個小城的印象也好多了。每次回去探望朋友時,到市中心那家靠着康河的餐廳Henry’s喝啤酒,或躲在聖約翰學院嘆息橋旁的大樹下看書,多寫意!從前在那裏生活的鬱悶,都一掃而空。

我曾住在劍橋市中心,到科學園上班,生活本是十分方便,以為工作之餘仍能享受大學城的學術文化。可惜劍橋的城市規劃幾百年不變,道路沒有擴闊,天天人車爭路。公共交通工具班次疏落,有些公車到下午六時已是最後一班,在劍橋工作的人下班後急着離開。不到黃昏店舖已打烊,只剩下學生。他們的活動限於學院範圍,整個城變得空空如也。

我不願浪費公餘的時間,到處找學習的機會:每星期二晚上去大學工程系大樓上Enterprise Tuesday關於科研企業的課,不知有多少雨夜差點墮進Trumpington Street路旁的水坑。有時去Hills Road的Body Works Dance Studio學跳舞,West Road聽音樂會,也因為乘公車比走路還慢,往往要在寒風凜冽的天氣下步行三十分鐘。作家村上春樹有一本書名叫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換着由我說步行的經歷,一定不會是一本勵志書,因為每次經過漆黑一片的Parker’s Piece公園和市中心麥當勞前碰上喝醉酒的流浪漢,我心裏總害怕成為搶劫目標,變成《劍橋周報》上另一宗司空見慣的新聞。

有一位十九歲的男孩令我想通為什麼劍橋生活可以很淒清,也可以很豐盛。他名叫亞歷士Alex Stobbs,剛升上大學二年級,是劍橋英皇學院音樂系的獎學金生。他跟許多英皇學院的「歌唱學者」(Choral Scholar)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大同小異——母親是兼職鋼琴老師,姊姊和兩位哥哥全部獲得音樂獎學金,自小受音樂薰陶。

小山丘般的藥丸

亞歷士九歲成為英皇學院的少年詩班歌手,中學在伊頓學校念書。當他穿上大學袍,圍着學院紫色和白色直條圍巾,模樣並不突出,只是2008年Channel 4電視台為他拍了一齣名為A Boy Called Alex的紀錄片。該片獲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電視獎BAFTA提名,所以還沒有入學前已是小明星。我起初並沒有留意他的音樂才華,而是因他所患的囊腫性纖維化病(Cystic Fibrosis,簡稱CF)而觸動。

我在大學考試所寫的遺傳學報告,就是討論這種病的基因突變,其後2003年在牛津John Radcliffe醫院做暑期研究生時認識了幾位做CF臨床研究的專家。CF是白種人中最常見的致命性遺傳病,源於一種基因——Cystic Fibrosis Transmembrane Conductance Regulator(簡稱CFTR)——出現突變。在英國每二十五人便有一人帶有這病的變種基因,並屬於隱性染色體遺傳病。即是說,亞歷士的父母各有一條變種基因,但因為另外一條是正常的,所以他們仍有健康的生理系统,亞歷士的兄姐也沒有遺傳到變種基因,但亞歷士欠缺正常的CFTR,以致呼吸道黏膜上的氯離子通道發生問題,連帶水分積存在黏膜細胞內,令細胞外的水分不夠,造成支氣管和肺部的分泌液過度積聚。

試想想呼吸道、消化道和生殖道上面長期有一層厚厚的漿糊,便知道身體要吸收養分和排解分泌物有多困難。這層黏膜更是滋生細菌溫床,容易引致細菌感染和發炎,肺部、肝臟、胰臟的功能愈見衰弱。CF至今還沒有根治的方法,除了做肺部移植手術或基因治療之類較高風險的療法外,只能靠藥物控制病徵。亞歷士在紀錄片中吃藥的一幕是我唯一記得的情景——他把七十顆不同顏色的藥丸倒在碟上,成了一個小山丘,對着鏡頭說:「這是我一天要吃的分量。」我每天吃一顆維他命丸已是苦差,怎樣每天吃掉兩個半月的藥丸,如是者吃了十幾年?

攝製隊伍拍到他一次發病時,躺在床上不斷咳嗽,頭懸在床邊,被媽媽一直拍打着背部,以疏道其呼吸道的痰涎。亞歷士咳得臉也發青,眼淚不受控地流下來,雙手無力地捧着氧氣面罩。愈呼吸愈咳嗽得厲害,像一條擱淺在岸上的魚一般抽搐掙扎着。

活出一輩子夢想

英皇學院就在亞歷士這種病況之下取錄了他,把他安置在特別為殘障學生而設的宿舍,窗外向着康河美景。房間裏面有廚房和客廳,還擺放了鋼琴,設備比一般一年級生宿舍完備。

學院更安排護士住在他隔鄰,哥哥柏德烈的房間在樓上,方便每天監控他的病情,除了照顧三餐外,每晚再以鼻胃管灌食來加強他體內能量。要家人和醫護人員不斷地料理他最基本的飲食。亞歷士在自傳A Passion for Living中,預計自己會像其他CF病人般,只能活到三十至四十歲,所以性格特別頑固,即使明白消耗過多體力會致命,仍堅持每周日在英皇學院小聖堂的崇拜指揮樂團,有空打板球及寫自傳,還為Channel 4電視台拍新一輯追訪他大學生活的紀錄片A Passion for Life。他曾在伊頓學校指揮巴赫的《尊主頌》,去年復活節更在倫敦Cadogan Hall指揮巴赫歷時三小時的《馬太受難曲》。十九歲已活出了別人一輩子的夢想。

亞歷士當然對生命充滿狂熱,但許多患病的人要活得精采,卻未必能如此發揮出來。他家境富裕,學院制度下得到的優厚待遇,都不足以解釋他超凡的故事。美國女演員Sandra Bullock剛在金球獎典禮上獲獎致辭時,答謝她丈夫說:「There’s no surprise that my work got better when I met you, because I never knew what it felt like for someone to have my back.」我想,劍橋大學製造出這種無後顧之憂的環境,正是促使學生和教員追尋理想、做學問的最有力支持。

對生命充滿狂熱

學校、家庭以至人際關係,要令人無後顧之憂,不帶利益瓜葛,不計較誰付出較多,不求回報,是說易行難的事。2009年是劍橋大學創校八百周年,在一整年內所舉辦的慶祝活動之中,包括回顧大學培育過的偉人和名人歷史,物理學家牛頓、提出進化論的達爾文、哲學家羅素、文學家拜倫等,還有無數的首相、諾貝爾獎得主,他們各自做自己的學問。至於沒有興趣研究學術的人,像美國電視劇House的男主角Hugh Laurie和許多英國藝人,又或像模特兒Lily Cole,正在英皇學院念美術歷史,課餘拍電影和在時裝展中走貓步。教育能夠提供一種起居的保障和安全感,人們才會想出天馬行空的概念和發掘到自己多方面的才華,鍥而不捨地作嘗試。

無論劍橋生活是否適合我,這段時光還是很充實很難忘的。雖然這裏缺乏多姿多采的社交生活,沒有一家像樣的餐廳以飽口腹之欲,就算有流連的雅興也只限於夏季的兩個月,但這裏沒有外在引誘,迫使人潛心做學問,交上同樣是追求知識的朋友,像劍橋的校訓一樣:「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從這裏得到啟發和智慧。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博士,留英十一年,曾於劍橋擔任管理顧問。


毛羨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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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校拓內地教育市場方針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24 | 理財投資 | 企業管治 | By 何順文
2010-01-30

內地居民經濟條件不斷提升,對高等教育的需求龐大。但內地優質國際化的院校十分缺乏,故香港院校近期積極北望神州,尋找新市場空間,並以此解決部分本土的學額、經費及土地的局限。

但是,香港院校究竟應吸引內地生來港留學、北上建校、北上合作課程、抑或安排兩地跨境上課?箇中的考慮因素及優先次序應為何?明顯地,不同的辦學模式有不同的定位與成本效益,共同目標是利用現有大學的資源及優勢,把香港教育服務擴大範圍,造福香港與內地(不一定是短期的直接經濟效益)。

生源國際化與教育產業化是分不開的,而吸納內地生是進一步國際化的首要目標。為增加自我資本與日後回國的競爭力,很多內地生都希望出外升學,以使將來與國際接軌。

由於香港的地理位置、語言及中西文化薈萃的優勢,愈來愈多內地人選擇香港作為境外升學的首選之地。來港就讀生活更可更新自己原有價值觀,對治學的思維態度將更加嚴謹、獨立和尊重。外地生來港與本地學生交流相處,亦會加強雙方的國際視野、知識水平及跨文化能力。

內地生畢業准留港工作

近年,香港政府已放寬內地生來港就讀本科的比例,由幾年前的一成,改為現在的二成(不佔用本地生資助學額),研究生名額更完全不限。另外,也容許留港學生在校園內兼職及畢業後留港工作生活。目前每年內地高中畢業生申請來港自資升學超過兩萬名,但由於成績的要求、政府的限額及院校嚴重缺乏宿舍,每年只能收一千四百多名內地生。因此在不影響本地生的就讀機會下,香港生源國際化在短期內明顯會優先考慮內地生。

另一政策改變就是院校從幾年前用獎學金吸引內地尖子來港,改為吸引內地優秀學生自資來港。雖然名為自資,基本上外地生只給院校支付額外的直接成本,但實際上院校仍要間接補貼。但是,應否向外地生進一步提高收費盡量減少間接補貼,問題一直受爭議。

筆者認為,某程度的間接「補貼」或「資助」可以看成是推動本港國際化及提升國際(包括內地)影響力的一種投資,最後效益能惠及香港的整體經濟、社會及文化。

由於人才喜歡聚集造成所謂「連鎖效應」,多元化生源可創造新機。國際化生源也可鞏固香港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大都會、金融中心及教育樞紐。因此,筆者一直贊同進一步吸納更多外地的人才來港。

部分外地生畢業後會選擇離開,部分喜歡留下來工作生活,兩者都對香港有利。前者可成為香港的「大使」或「代言人」,當他們日後成為當地政商領袖時,更可幫助發揮香港的影響力。因此某種形式「補貼」外地生不一定不化算。

本地院校為求增加學額,提升科研實力,除吸引內地優秀學生來港外,近年亦紛紛北上,利用內地的資源、土地、人才和生源在內地設立分校與科研基地。自2008年年底中央公布《珠三角區域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容許廣東省以「先行先試」方式,擴大與香港院校的合作,本港院校反應迅速積極。在2009年港府《施政報告》發表前,中央政策組帶領教育界代表到訪廣州,與廣東省教育廳及其他部門官員交流如何合作推動教育產業化。廣東省官員表示,歡迎香港院校到內地辦學或合辦課程。

近年,除積極考慮在邊境河套區設分校外,「走出去」設校的例子包括浸大在珠海與北師大合辦聯合國際學院、科大在廣州南沙建立霍英東研究院、港大在深圳濱海設立由醫院及科研中心並籌建新校區、理大準備在東莞設置分校、中大計劃在深圳建新校區、以及城大準備在內地開設獸醫學院等。

這種境外設校的方式理論上能以較低建築成本,解決部分本地土地空間的限制,可為香港院校吸納更多內地優秀學生,也可為香港學生提供另一升學的渠道或上課地點,甚至帶來額外學費收入。除了可彌補珠三角欠缺優質大學的不足,這些在內地建立的校區甚至希望將來可以申請內地的研究經費,減少在香港的不足。

中港教育融合明顯會帶來新市場和空間,但是,問題是從產業化角度來看明知高等教育的短期直接經濟效益很少,加上確保質素的考慮,香港的院校應該集中資源留港發展並吸引外地生來港,還是北上設校辦學呢?資源分配比例應為何?

建校要量力而為

筆者一直對北上設校辦學及把內地生純留在內地上課的模式有所保留。除經濟效益的考慮外,認為這方式不能改變內地很多學生的狹窄視野、生活體驗及價值觀;因此教育效益有限,也不能充分發揮香港作為國際窗口的功能。筆者建議,有關北上院校應安排內地生每年部份時間(如暑假)到港上課,爭取國際體驗。亦因為此,選校地點宜集中在廣東省內。

北上合作建校還有其他困難和局限,包括治理體制、土地融資、與合作單位的財政模式、賦稅、學術自由等等。

根據內地《教育法》,高等院校基本上是中央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責任制,目前仍未容許香港院校北上獨自設校或辦學,而必須與當地單位合作。合作形式一般由內地當地政府或合作單位撥出土地及承擔大部分基建費用,其他籌措、興建與設備投資則由本港院校支付,日後權責及分成比例可雙方協議。

由於要遵從內地本土的法律制度及規條,令北上辦學院校容易失去部分自我辦學管理及學術的自由。較可行的解決辦法就是讓本港院校佔絕大部分擁有權和控制權,而當地合作院校只象徵式佔一點擁有權。當然,這做法也會增加項目投資風險。

目前一些香港院校在內地發展都遇到不少困難和挫折,有時請求或投訴無門,部分也長期錄得虧損。也由於有關北上建校或合辦課程有關法規(特別是稅法)不清晰(例如香港院校與外國院校究竟在待遇上有什麼分別?),也隨時會作出改變。因此港府與學界需加強與內地對口部門溝通、配合和適應。在國家及法規層面上的問題,港府應主動代表香港院校向國內了解及澄清有關條例,並爭取合理的權益。

另外,港府雖聲稱鼓勵本地院校北上設校辦學,但當被問及會否對院校作出支援或資助本地學生北上修讀,仍一直含糊其詞。

再者,本地院校須考慮北上辦學會否分散其在港核心活動的專注,影響質素。筆者前年曾到訪世界頂尖大學之一美國Dartmouth College,與其商學院院長Paul Danos詳談。他表示,為何該校只在原校址美國新罕布希爾州開辦MBA課程(世界排名十大之內),而且沒有兼讀課程,也沒有仿傚如其他一些美國一流商學院在海外設置分校或課程。就是為了專注提供教師及學生最佳的支援及確保質素,所以,他拒絕了所有在海外設分校或課程的建議。

因此,筆者認為由於香港院校資源有限,北上要量力而為,項目也要視乎院校本身的條件優勢來決定,並應以「重質重效果」為原則。例如,應否大筆投資在內地投資建校以爭取較大控制權,或只是找合作單位提供課程及師資,以減少固定資本的投入與風險,是十分重要的考慮。

另外,本港院校也要清楚釐訂北上辦學的目標與定位,例如究竟在內地主要是招收內地學生或本港自資學生,以及比例為何?是以本科生或研究生為主?如研究生應集中培訓兼讀在職人士抑或全職學生?專業實用課程或是傳統學術課程為主?各校可因應自己的優勢和需要小心調校方位,集中資源發展某些強項。筆者認為,院校北上辦學不宜太急太快,否則會分散現有焦點、實力與優勢,甚至變成「不務正業」。

無論如何,大學的基本任務是教書及培育人才。大學與企業的不同,在於前者以社會公利而非私利為主要目標。大學要產業化參與市場經濟活動,也不可忘記應有的本分。

教育產業化的迷思之四

澳門大學副校長(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