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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劍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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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0 | 特稿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0-01-30

離開一個地方,總會留下一些揮之不去的眷戀。有人像徐志摩所說的真心不捨,有些則是用幻想加以美化。當我不再住在劍橋的時候,對這個小城的印象也好多了。每次回去探望朋友時,到市中心那家靠着康河的餐廳Henry’s喝啤酒,或躲在聖約翰學院嘆息橋旁的大樹下看書,多寫意!從前在那裏生活的鬱悶,都一掃而空。

我曾住在劍橋市中心,到科學園上班,生活本是十分方便,以為工作之餘仍能享受大學城的學術文化。可惜劍橋的城市規劃幾百年不變,道路沒有擴闊,天天人車爭路。公共交通工具班次疏落,有些公車到下午六時已是最後一班,在劍橋工作的人下班後急着離開。不到黃昏店舖已打烊,只剩下學生。他們的活動限於學院範圍,整個城變得空空如也。

我不願浪費公餘的時間,到處找學習的機會:每星期二晚上去大學工程系大樓上Enterprise Tuesday關於科研企業的課,不知有多少雨夜差點墮進Trumpington Street路旁的水坑。有時去Hills Road的Body Works Dance Studio學跳舞,West Road聽音樂會,也因為乘公車比走路還慢,往往要在寒風凜冽的天氣下步行三十分鐘。作家村上春樹有一本書名叫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換着由我說步行的經歷,一定不會是一本勵志書,因為每次經過漆黑一片的Parker’s Piece公園和市中心麥當勞前碰上喝醉酒的流浪漢,我心裏總害怕成為搶劫目標,變成《劍橋周報》上另一宗司空見慣的新聞。

有一位十九歲的男孩令我想通為什麼劍橋生活可以很淒清,也可以很豐盛。他名叫亞歷士Alex Stobbs,剛升上大學二年級,是劍橋英皇學院音樂系的獎學金生。他跟許多英皇學院的「歌唱學者」(Choral Scholar)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大同小異——母親是兼職鋼琴老師,姊姊和兩位哥哥全部獲得音樂獎學金,自小受音樂薰陶。

小山丘般的藥丸

亞歷士九歲成為英皇學院的少年詩班歌手,中學在伊頓學校念書。當他穿上大學袍,圍着學院紫色和白色直條圍巾,模樣並不突出,只是2008年Channel 4電視台為他拍了一齣名為A Boy Called Alex的紀錄片。該片獲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電視獎BAFTA提名,所以還沒有入學前已是小明星。我起初並沒有留意他的音樂才華,而是因他所患的囊腫性纖維化病(Cystic Fibrosis,簡稱CF)而觸動。

我在大學考試所寫的遺傳學報告,就是討論這種病的基因突變,其後2003年在牛津John Radcliffe醫院做暑期研究生時認識了幾位做CF臨床研究的專家。CF是白種人中最常見的致命性遺傳病,源於一種基因——Cystic Fibrosis Transmembrane Conductance Regulator(簡稱CFTR)——出現突變。在英國每二十五人便有一人帶有這病的變種基因,並屬於隱性染色體遺傳病。即是說,亞歷士的父母各有一條變種基因,但因為另外一條是正常的,所以他們仍有健康的生理系统,亞歷士的兄姐也沒有遺傳到變種基因,但亞歷士欠缺正常的CFTR,以致呼吸道黏膜上的氯離子通道發生問題,連帶水分積存在黏膜細胞內,令細胞外的水分不夠,造成支氣管和肺部的分泌液過度積聚。

試想想呼吸道、消化道和生殖道上面長期有一層厚厚的漿糊,便知道身體要吸收養分和排解分泌物有多困難。這層黏膜更是滋生細菌溫床,容易引致細菌感染和發炎,肺部、肝臟、胰臟的功能愈見衰弱。CF至今還沒有根治的方法,除了做肺部移植手術或基因治療之類較高風險的療法外,只能靠藥物控制病徵。亞歷士在紀錄片中吃藥的一幕是我唯一記得的情景——他把七十顆不同顏色的藥丸倒在碟上,成了一個小山丘,對着鏡頭說:「這是我一天要吃的分量。」我每天吃一顆維他命丸已是苦差,怎樣每天吃掉兩個半月的藥丸,如是者吃了十幾年?

攝製隊伍拍到他一次發病時,躺在床上不斷咳嗽,頭懸在床邊,被媽媽一直拍打着背部,以疏道其呼吸道的痰涎。亞歷士咳得臉也發青,眼淚不受控地流下來,雙手無力地捧着氧氣面罩。愈呼吸愈咳嗽得厲害,像一條擱淺在岸上的魚一般抽搐掙扎着。

活出一輩子夢想

英皇學院就在亞歷士這種病況之下取錄了他,把他安置在特別為殘障學生而設的宿舍,窗外向着康河美景。房間裏面有廚房和客廳,還擺放了鋼琴,設備比一般一年級生宿舍完備。

學院更安排護士住在他隔鄰,哥哥柏德烈的房間在樓上,方便每天監控他的病情,除了照顧三餐外,每晚再以鼻胃管灌食來加強他體內能量。要家人和醫護人員不斷地料理他最基本的飲食。亞歷士在自傳A Passion for Living中,預計自己會像其他CF病人般,只能活到三十至四十歲,所以性格特別頑固,即使明白消耗過多體力會致命,仍堅持每周日在英皇學院小聖堂的崇拜指揮樂團,有空打板球及寫自傳,還為Channel 4電視台拍新一輯追訪他大學生活的紀錄片A Passion for Life。他曾在伊頓學校指揮巴赫的《尊主頌》,去年復活節更在倫敦Cadogan Hall指揮巴赫歷時三小時的《馬太受難曲》。十九歲已活出了別人一輩子的夢想。

亞歷士當然對生命充滿狂熱,但許多患病的人要活得精采,卻未必能如此發揮出來。他家境富裕,學院制度下得到的優厚待遇,都不足以解釋他超凡的故事。美國女演員Sandra Bullock剛在金球獎典禮上獲獎致辭時,答謝她丈夫說:「There’s no surprise that my work got better when I met you, because I never knew what it felt like for someone to have my back.」我想,劍橋大學製造出這種無後顧之憂的環境,正是促使學生和教員追尋理想、做學問的最有力支持。

對生命充滿狂熱

學校、家庭以至人際關係,要令人無後顧之憂,不帶利益瓜葛,不計較誰付出較多,不求回報,是說易行難的事。2009年是劍橋大學創校八百周年,在一整年內所舉辦的慶祝活動之中,包括回顧大學培育過的偉人和名人歷史,物理學家牛頓、提出進化論的達爾文、哲學家羅素、文學家拜倫等,還有無數的首相、諾貝爾獎得主,他們各自做自己的學問。至於沒有興趣研究學術的人,像美國電視劇House的男主角Hugh Laurie和許多英國藝人,又或像模特兒Lily Cole,正在英皇學院念美術歷史,課餘拍電影和在時裝展中走貓步。教育能夠提供一種起居的保障和安全感,人們才會想出天馬行空的概念和發掘到自己多方面的才華,鍥而不捨地作嘗試。

無論劍橋生活是否適合我,這段時光還是很充實很難忘的。雖然這裏缺乏多姿多采的社交生活,沒有一家像樣的餐廳以飽口腹之欲,就算有流連的雅興也只限於夏季的兩個月,但這裏沒有外在引誘,迫使人潛心做學問,交上同樣是追求知識的朋友,像劍橋的校訓一樣:「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從這裏得到啟發和智慧。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博士,留英十一年,曾於劍橋擔任管理顧問。


毛羨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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