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ration 40s – 四十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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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巴黎火車站說起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6 | 副刊特稿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0-03-27

這位大概只有二十多歲的女孩,在Relay書報店前往返徘徊。她的眼睛很大,過多的睫毛液叫人看起來覺得更誇張。她的臉孔瘦削,眼神恍惚不定,像是被人遺棄了的樣子。她上前向幾位男士低聲說了些話,有些從口袋裏拿出零錢,有些給她幾根香煙,也有跟她搭訕一會後便離開。

她穿了件比真實身材小了一碼的衣裙,踏着高跟鞋,在人群中穿插。這些漫無目的找「生意」的女人,在巴黎Gare du Nord火車站是很常見的。

巴黎北站集合了三教九流的人。我坐在車站的咖啡店,一面看着這些來往的路人,一面在心中編寫他們的故事:興奮的法國學生聚集候車,乘Eurostar到倫敦去學英語。三五成群的日本女孩,拖着比她們個子還大的行李在找月台,夢想自己有一天不用到盒子般大小的辦公室去上班。

從北非來找工作的中年婦人,一身黃色和紫色的非洲部族裝束,背着還沒學會走路的小孩,心想:「穿着的衣服雖是帝皇顏色,到巴黎做的卻是最卑微的苦工。」要寫出所有人到火車站去的目的,恐怕一輩子寫不完。

巴黎的其他火車站,像Gare St Lazare和Gare de l’Est,也有不同膚色的人,但大部分是短暫穿州過省的遊客,投閒置散的人比起北站少。倫敦幾個主要火車站的大小跟巴黎的相若,卻沒有像巴黎車站般擠迫。作為法國首都的關口,巴黎車站的混亂和壓迫感,加上身處其中的人大多無禮、不守規矩,跟遊客想像中的浪漫城市相去甚遠。

要是住下來,更能感受到法國社會的無能。我博士班導師Sue Totterdell的女兒嫁了給法國人,一家在巴黎住了八年,生了小孩之後,不得不辭去在聯合國當翻譯的工作,迫不得已當家庭主婦。因為法國人動不動便罷工,不是鐵路職員要求減少工作時間,便是學校教師要爭取福利。

她每年都得花三分一時間找託兒服務來應付社會運作癱瘓的日子。我的導師經常往返英國去照顧兩名孫女,原本打算在巴黎買一所房子來退休,也因為買賣樓宇的手續不但要按巴黎法例,還要遵循地方區份的官僚制度去申請翻新樓房,所以計劃了兩年也未能如願,只好留在牛津郡Didcot,每月抽空去巴黎幾天。

火車站的情景,代表了法國社會對不同種族的容納。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中,白人佔少數,反而移居來的北非人和阿拉伯人最多。他們的第二、三代在法國土生土長,被稱為Beur。像受人擁戴的前法國國家隊足球主將Zinedine Zidane,他父母便是由非洲阿爾及利亞移民來法國,並定居於南部馬賽。在法國出生的移民後代,只要住到十八歲,便自動當上法國公民。

這與德國的移民政策剛好相反——在德國佔大多數的外族土耳其人,可能幾代人住下去也不能成為公民。外來民族及其文化影響,最近十幾年在法國漸漸成為社會主流,並形成一種名叫métissage的交流,令當地電影、音樂、文學和舞蹈等更富多元色彩。

可是,有相同的國籍不等於被同化,不同種族之間的分歧又是另一回事。阿拉伯和非洲的移民大部分是勞工階級,長期聚居於巴黎近郊的貧民區(banlieues)。這些建設是法國政府在六十年代用來應付第一代移民潮的對策,現在房屋日久失修,居住環境惡劣。我還記得2005年10月底的騷亂鬧得十分哄動,令我去里昂旅行的計劃告吹了。

騷亂起初只是由一群住在巴黎貧民區的無業青年發動,但兩位北非青年因在發電廠躲避警察而被電死後,竟煽動起全國幾百萬北非裔青年,甚至在比利時、荷蘭和德國的阿拉伯人後裔,跟着放火燒車,破壞政府大樓,還以阿拉伯人的名義,高舉伊斯蘭教教義去搗亂。現任法國總統薩爾科齊當時是內政部長,狠狠地將惹事的青年稱作「罪犯」、「流氓」、「垃圾」。雖然那次暴動一個月後平息,但外裔年輕人至今仍難找到出路,政府更採取視若無睹的政策,我相信歷史悲劇免不了再重演。

我每次到巴黎都只是過客,但法國已是這些人的家,也該是他們的驕傲。前人所夢想的共和國(République),現在只是勉強在巴黎火車站出現,跟遊人擦身而過。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博士,留英十一年,曾於劍橋擔任管理顧問

DOCUMENT ID: 2010032739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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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時薪三十三元可行嗎?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02 | 要聞社評 | 社評
2010-03-20

政府統計處發表二○○九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為釐訂最低工資水平提供參考數據。報告指去年第二季的僱員人數(不包括留宿家庭傭工、政府僱員、僱主及自營作業者)為二百七十七萬六千多人,他們每小時的工資中位數為五十八元半。數據顯示,時薪低於勞工團體要求的三十三元的人數達四十六萬九千四百人;而時薪低於二十元的仍有二萬八千七百人。在各行各業中,以「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業」的時薪中位數最為底,只有二十七點六元,其次是飲食業,時薪中位數為三十二點七元。而二○○九年第二季從事這兩個行業的人數分別是二十一萬五千人和十九萬五千一百人。

身兼立法會飲食界功能組別議員和自由黨副主席張宇人認為,若將最低工資訂為二十元,「殺傷力不大」,但若訂在二十元以上,對「就業、職位、競爭力及長遠投資」都有影響。張宇人的說法是否言過其實?從統計處的數字可見一點端倪。

按統計處調查,每小時賺取少於二十元的人數為二萬八千多人、少於二十一元的有四萬九千多人,如此類推,少於三十二元的有四十三萬九千人。以簡單推算,若將這些僱員的時薪增加到少於三十三元(時薪未足二十元者仍作二十元估計),以按每月二百小時工時計,每年須增加的工資總數約達七十四億元。根據財政司司長二○一○至二○一一年度財政預算案發表的數字,二○一○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預計是一萬七千零七十億元。上述所計算的時薪總增幅佔本地生產總值約分之零點四三。同期財政司司長預測政府開支較上一年度修訂預算,增加亦約七十四億元。從宏觀上看,將最低工資訂在每小時三十三元,未見得是香港經濟不能承受的水平。

且從另一角度看,作一個粗略計算,目前本港註冊公司有七十八萬多家,最低工資三十三元時薪,表示平均每家公司每年額外需負擔九千四百元的開支。這個數目也不算矚目。若假定所有較低薪的職位都在中小型企業內,而以現在本港有二十七萬六千多家中小企計,上述的最低工資水平,表示每家平均要負擔的近二萬七千多元。以不少每年營業額只有數百萬元的中小企來說,這個數目可不算是小數目。

統計處的數字顯示,從事飲食業的僱員時薪中位數為三十二點七元,從事「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業」的僱員時薪中位數二十七點六元。若將最低工資訂為每小時三十三元,即表示二十萬飲食業僱員中,有一半以上都要獲加薪,大部分「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業」的僱員都可受惠,兩個行業受新政策影響的人數很可能超過三十萬。這個估計意味著要承受最大部分薪金增幅的企業,都屬於飲食業和「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業」的中小企。如此,目前最低工資的措施可能對個別行業的衝擊特別大,從此角度看,張宇人提出的擔憂未必完全不合理,當局需要進一步詳細分析。

早前有學者認為,香港從未實行最低工資制度,所以這項政策對就業、市場和整體經濟有何影響,以及實行不同水平的最低工資會令多少職位流失、令失業人數增加多少等,很難作科學化的「敏感度分析」。所以為保持經濟穩定,他們普遍贊成最低工資政策實施初期,應以一個較保守,或較低的水平開始,測試經濟可承受的程度,再逐漸調節。我們認為這種做法合理,唯勞工界需要接受此舉不是偏幫資方,而是要尋求一條穩妥的路,以維持勞工獲得合理回報的同時,對社會的影響盡量減輕。但當局需要在最低工資措施實施最初兩至三年內,作較頻密和客觀的檢討。當然,代價是每次檢討都可能演變成為勞資角力的戰場。如何維持客觀性,又能照顧到各方利益,又要考考當局的政治智慧了

DOCUMENT ID: 20100320391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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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倫敦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6 | 副刊特稿 | 客座隨筆 | By 琦瑪
2010-03-20

「倫敦對我來說是個久住會陷入憂鬱的城市。」朋友這樣說。

「憂鬱」這詞,實在貼切。

確實,留在倫敦是自己的選擇,為了申請簽證,不僅花了很多時間和金錢,還流了不少眼淚。每次看到英國政府收緊移民政策的新聞,神經便繃緊,總以為他們說的就是我。幸運地謀得一份正職,但由於證件遲遲未批,本應二十星期的試用期也無了期地延長。我總是有意無意地避開人事部的同事,當他們問我從哪裏來、在倫敦做什麼、有什麼計劃等等,我也特別警惕,深怕說多就會透露「二等公民也不如」的身份。不過,我的膚色和咬字,已給人很明顯的線索。

炙熱的擔心,最後得到回應,批准居留兩年的簽證,在2月的一個星期六上午,砰的一聲被掉進門口。雖然妾身已明,但我仍是個不折不扣的外來人。

學習寬容

在英國生活,首先要學的是「寬容」。年頭開始巴士加價百分之二十,其他基本生活開支也接踵而來的漲價,水、電、煤氣等都聲明加幅會比以前更甚,未來十年至少漲百分之二十。這些公司的超級利潤,與解僱潮、減薪潮和國家巨額負債形成強烈對比。今年的冬天十分漫長,3月倫敦的晚上,仍會在攝氏零度徘徊;新年前後,更是暴雪成災。然而,愈來愈多家庭卻只可在暖氣和食物上二擇其一。

政府大幅裁減大學開支,而無論哪個政黨勝選,學費也將大幅增加。社會矛盾不斷惡化之際,政府一面繼續出兵海外,一面加強國家機器的鎮壓力量。在這個人均閉路電視數目舉世無雙的國度,內政部除在倫敦再加裝一百部閉路電視外,又撥款20億英鎊加強網絡監控,要求網絡供應商將所有網上活動同個人資料配對,製作數據庫供政府使用。對那些當局認為會危害國家安全的人,政府可以拒絕說明理由、不經公開審判就向他們實施「管制令」:受管人被裝上電子追蹤器、限制活動範圍、不准使用手提電話和上網、甚至不能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當找不到出路的人發出最無助和自絕的悲鳴,政府即稱他們為「恐怖分子」,藉此合理化自己的恐怖虐待手段。傳媒則以震撼的畫面、煽情的報道來麻木大眾的思考,掩蓋一切應討論的事實和原因。國家徵召失學失業的青年入伍,讓他們去剿滅遠方素未謀面的、知之甚少而赤貧的「敵人」:在工人階級社區的商場裏,英軍的招兵攤位,派發裝潢精美的小冊子和影碟,宣傳獨特刺激的「使命」和軍隊怎樣讓年輕人「盡展所長」。

其實,有哪一次對外戰爭,不是為了「疏導」國內民怨?戰爭的惡果,最後又不是由低下階層承擔?在發動戰爭經驗纍纍的英國,一般輿論偏偏就不會觸及這種話題。

針對伊拉克聽證會,媒體不厭其煩地「爭論」軍隊裝備夠不夠,白高敦任財相時有沒有拒絕追加軍隊經費之類的「賣國行為」。而英國的戰爭目的,被佔領國家人命財產損失有多慘重等等,不是被視為理所當然,就是被沉默掩蓋。

無動於衷

媒體既是這樣處理戰爭,一般的英國青年,他們不想去問,知道了也無動於衷。這個社會的「寬容」和「風度」,讓我不禁齒冷、費解和憂鬱。

同屋的兩位英國白人「八十後」,在一流理工科大學畢業快一年,都找不到正職。他們只靠當博物館售票員、酒吧調酒師一類兼職度日。他們對未來也沒有什麼打算,因為他們的世界只有不斷翻播的電視劇、誰和誰搞上了、誰又靠着「實力」成了名星,或是在血液裏不停翻滾的酒精。這是無知,還是逃避?

或許,在英國人心底裏,他們可以埋怨政府、制度和社會,但總有一個限度——他們不認為現今的一切都是壞的。因為,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他們以為當權者和政策都是自己選出來,而這種「責任感」大概解釋了大多數人的沉默。英國人很會幽默,也許他們知道自己活在一個荒誕的社會,但為了保持「優雅」卻不敢明言打腫臉充胖子的事實,所以只得苦笑。

在這裏住久了,真的會容易陷入憂鬱,這跟天氣有關,也跟天氣無關。

DOCUMENT ID: 20100320391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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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藍色匾牌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6 | 副刊特稿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0-03-20

英國人喜歡到酒吧談天喝酒,有時喝膩了,想出一種玩意叫Pub Crawl,三五知己沿着指定路線,逐家酒吧去喝一杯。比如倫敦Circle Line Pub Crawl,參加者隨着地下鐵的黄色循環線站口,逐一去買醉。更有意思的是Literary Pub Crawl——充滿文人的城市如都柏林和愛丁堡等地,都有導遊帶觀光客到文人曾經長駐的酒吧一邊喝酒一邊講解文人在當地的故事和遭遇,寓娛樂於工作。

都市中的寶藏

我的酒量很淺,喝不完一杯啤酒就昏昏欲睡,卻覺得用建築物來追尋偉人蹤迹的意念很有趣。英國政府為了紀念曾經住在倫敦,而且對社會有過重大貢獻的世界名人,將特色的匾牌掛在他們居住過的建築物牆外。凡是被英國遺產委員會掛上了匾牌的建築物,都被列入受保護遺產,不得隨便拆除或改建,所以這些建築物的風貌經過幾百年仍得以保留下來。

可惜許多來倫敦的人只會匆匆地走過這些藍色匾牌,沒有時間停下來深究這些地點所代表的人物,對這些房子更不甚了解。我也因為倫敦街道日常來往,以為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往往錯過了都市中的寶藏。有一次,我向三位朋友提出趁着一個晴朗的周末,追溯一些掛有藍色匾牌的偉人故居。我們先去一些大家熟悉的地區看,第二天再去一條陌生的路線找。這些朋友之中,有兩位曾經代表牛津大學參加BBC電視台的University Challenge問答比賽,自認對歷史和鮮為人知的事物研究甚深。這兩天的文化短旅,成了我們之間的一場比賽。

有什麼地方比大英圖書館更適合當起點?這兒是布盧姆斯伯里文圈(Bloomsbury Group)的起源地,作家如Virginia Woolf、E. M. Forster、畫家Roger Fry等,都在1900年前後聚居於此,帶動了英國現代文藝的思潮。我們看見的第一塊匾牌就是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居住過的Gordon Square四十六號寓所,而藝評家Lytton Strachey則住在五十一號。喬治式大宅的炭黑色外牆和白色石柱,一排排地夾在附近倫敦大學UCL的校園和宿舍之間。若不是掛上藍色匾牌,可說毫不起眼。沿着校園主街Gower Street走,可見兩旁不下十數塊匾牌。當中不僅有文人學者,還包括科學家達爾文。他在1838年搬到倫敦來的時候,已經出版了《物種起源》一套進化論,是當時自然科學界知名的先驅者。但根據他兒子回憶,原來達爾文一直視這寓所的內外擺設甚簡陋,並沒有開放自己的家來招呼學者朋友,只求陶醉於屋外的大花園專心寫作。的確,這區的學術文化氣息百年不衰,有聚腳的空間,也有獨處的自由。

我們走到Bury Place向哲學家羅素敬禮後,急不及待衝進標榜「為知識分子而開」的倫敦評論書店(London Review Bookstore),看看當晚有沒有文學講座、小說及詩詞分享一類節目。上次我看劇作家Alan Bennett來發表新書,聽他朗讀時一字一句都發自內心,不禁覺得布盧姆斯伯里文圈成員的幽靈,可能也在觀眾席。

以藍色匾牌作紀念碑的計劃早在1866年開始,近年更擴展到利物浦、伯明翰、樸茨茅斯和南開普敦。早期匾牌有咖啡色、綠色、藍色,有用銅、石、鉛製的,形狀也不只是圓形,隨着年月才統一為陶製的圓形藍牌。一百多年後的今天,這些匾牌真的象徵着偉人在英國的貢獻嗎?

惦記逝去的光輝

它們代表一段逝去的光輝,見證英國正在不斷衰落。我們第二天到大詩人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北倫敦Highgate Village的舊居,看見門前掛着出售牌。這間劇作家J. B. Priestley、流行歌手Sting和Annie Lennox也曾是住客的六千七百方呎大屋,標價為875萬英鎊。原來受保護的名人故居,每年的維修費昂貴,無論是電力、水渠或地基保養的費用都成為政府的包袱,惟有乾脆賣掉。詩人徐志摩十分仰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兒(Katherine Mansfield)在切爾西的故居,也已在2004年以145萬英鎊售出。

即使變賣國家文化遺產,買家大部分還不是英國人,而是來自中東、俄國或亞洲。我們沿Swain’s Lane走到馬克思Highgate Cemetery墓前問:「先生曾提出社會主義終會推翻資本主義,不知現在怎麼想?」他的孤魂默然不語。我想他一定是被我中國人的樣貌嚇倒,怕我將他的墓地也買去。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博士,留英十一年,曾於劍橋擔任管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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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時代的歌舞人生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2 | 副刊特稿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0-02-27

美國最近有一部膾炙人口的電視劇Glee,情節內容圍繞俄亥俄州的一群小城高中生,他們在學校受排斥,但愛唱歌會跳舞,遇上熱心提攜他們的老師,於是組成Glee Club合唱隊,希望贏得州中歌唱比賽冠軍,以各人僅有的才華,改變一世當失敗者的命運。演員們在第一集結尾前唱出主題曲Don’t Stop Believing時,我想到自己從前在歌舞劇團的日子,感動得哭了起來。

我自小在學校合唱團唱歌,以前在香港所念的中學,課外活動以音樂出名,每隔一年在夏季音樂會表演歌舞劇。其中的角色先要由音樂老師挑選才有機會試音角逐,大部分由合唱團年資較高的學生演出。1997年夏天,我被老師選了當香港管弦樂團合唱班的一員,表演俄國音樂家普羅高菲夫Prokofiev的歌劇Alexander Nevsky,反而學校的歌舞劇演出與我無緣,整個暑假也掩飾不住失望心情。

那一年我移民到英國,高中的音樂老師曾在倫敦西區West End戲劇學院受訓,所以讓我們表演更多劇目。學校還安排學生到英國大小劇院去見作曲家及作詞家、排舞師和幕後的舞台製作總監。我像小孩進了糖果店般,一下子接觸到歌舞劇的活潑,自然想參與,由規律化的合唱團走進萬千繽紛的歌舞旋律中。

放棄高薪厚職尋夢想

中學畢業之後,我幸運地被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取錄念了一年聲樂課程。這些基礎課程近年吸引甚多放棄高薪厚職來追尋夢想的人,故不少同學年齡較長。在聲樂班的九位同學中,有三位曾在投資銀行和會計行工作,不夠三十歲已經賺夠一輩子要用的銀子,有一位在午膳時去買了一輛Porsche開篷車子,獨欠妻子。這當然只代表音樂學院的少數人。其他同學有些一邊念書一邊教學,也有到各地參加比賽賺取獎金。

他們各有不同的閱歷和對未來的憧憬,而且跟我的教育背景完全迥異。他們渴望了解一位念數學、化學、物理、生物學的女孩為何選了學音樂,我希望他們多談文學、歷史、美術和哲學,大家用不同角度去分析和討論事物。當時聖三一音樂學院在Bond Street附近的Mandeville Place,沿着Duke Street走五分鐘便到Selfridges百貨公司。這條街和並排的James Street全是餐廳和咖啡室,是我們的聚腳地,下課後有空便去Wigmore Hall聽免費演奏會。

我感激這些音樂造詣比我高、人生經歷比我多的人,仍然肯聽我說話。他們尊重別人的想法,沒有把我看作小孩子。第二個學期開始,我的聲樂老師Teresa Cahill經常到牛津教學和主持大師班,叫我在牛津上課,省卻來回倫敦的車程,這時我跟同窗的見面時間才漸漸減少。

背景迥異各懷理想

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一年聲樂課程結束後,我進了倫敦大學帝國學院念生物化學。音樂學院的走廊傳出的陣陣音韻突然換成喧嘩聲、歡呼聲,間常還有嘔吐聲。帝國學院是一家理科大學,平均七成是男生。幾百個十七歲男生第一次有離家的自由,會有多大破壞力?我也不用多說。大部分人似乎對大學第一個月的生活都很雀躍。想不到我先念理科,後去學音樂並不覺得格格不入。倒過來反而適應不了大學那段日子,幾乎每天下課後都躲到附近的皇家音樂學院聽樂團排練,直至晚上九時多才回宿舍。

幸好入學不久,我便參加了帝國學院的歌劇社,認識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其中兩位同窗更成了摯友,湯姆(Tom Carradine)與我同系,對樂譜過目不忘,琴技出神入化;理察(Richard van den Brand)則念地質學,中學念以音樂出名的Wells Cathedral School,是一位很有魅力的男低音。所以,我們剛進歌劇社時雖然只是大學一年級生,已經在音樂上有點根基,而且充滿熱情,希望把學會的水平由興趣班提升為倫敦知名的劇社。

不到半年,歌劇社的新內閣選出湯姆為會長,我當副會長,理察管財政。我們慢慢把歌劇社革新,首先把舊有的名字Operatic Society (OpSoc)改為Musical Theatre Society,要將歌舞劇大眾化。

原本每年度的大型演出是著名維多利亞時代Gilbert and Sullivan「輕歌劇」,逐漸改為百老滙歌舞表演。大學學會只求收支平衡,但我們不甘經常低聲下氣向戲劇學會借道具和服裝,問舞台製作組借音響設備,於是加強宣傳,在迎新周招攬新生,增加會費收入,更讓很多未接觸過歌舞劇的同學在第一個學期小型表演Revue Show中初試啼聲。接着請這些新成員在第二個學期的重頭戲演出前三星期到校內和宿舍派傳單,我甚至請皇家音樂學院、聖三一音樂學院和倫敦大學UCL、King’s College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朋友來捧場。

眷戀鎂光燈的溫暖

當我大學第二年兼任歌舞劇《油脂》(Grease)的製作總監時,曾為綵排和門票銷售奔波,需要安排的細節多得要寫在手背上,消瘦至九十幾磅。然而,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四晚表演門票不單全部售罄,連站立的地方也差點騰不出來,要在表演前向大學保安部申請,才勉強擠出多幾個位子,為學會增加近3000鎊收入,打破帝國學院歌劇社過往的表演收入紀錄。最後一晚表演後,所有幕前幕後人員穿上印着Rydell High的紅色T恤,到南肯辛頓地鐵站旁的Kwality Tandoori印度餐廳慶祝。那是我覺得最美味、最滿足的一頓印度餐。

湯姆大學畢業後,在歐洲大小樂團當音樂總監,娶了一位曾在歌劇社演出的漂亮女孩。他有時要巡迴演出,居無定所,巡迴完畢後又要趕緊找別的工作,中小學的音樂劇、波羅的海郵輪表演、大型婚宴慶典等,他都盡力編樂和指揮,好像只要每天呼吸着歌舞劇的節奏,鎂光燈照下來的溫暖,即使不是主角也沒有關係。

人生眾多壓力之中,最難受的莫過於輿論壓力。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和期望,無論是得到羨慕的眼神,還是面對刻薄的蔑視,都比吃不飽穿不暖的感覺更鋒利。許多人衡量所謂成功,是在事業階梯上不停攀爬,最好在三十五歲前享有名利,受人尊崇,然後盡早退休。湯姆和音樂學院的同學只能在樂界翻滾,如果欠缺運氣,頂多累積到經驗,未必一炮而紅,更不會發財。但他們做自己熱愛的工作,就不覺得苦,不覺得累。我欣賞這些朋友的表演才華,更佩服他們勇敢地追求歌舞人生。

雖然我懷念那段歲月,但我沒有後悔把音樂放到次要的人生目標上,因為我之後所做的工作,都是基於音樂所給予的訓練:準備、表演、接受批評。演出者要做的準備,往往比觀眾想像的多十倍,同時要克服怯場。真材實料的表演不能魚目混珠,別以為胡亂吹噓一番便能哄騙人。最終還有台下觀眾的意見,中聽的不中聽的都要學懂欣然接受。

像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在Jay Leno清談節目中,說自己做總統的首一百天被國民當成歌唱比賽American Idol參賽者般評分,可惜他覺得所有人都像評判Simon Cowell一樣咄咄逼人。現實生活就是一齣舞台劇,只視乎我們會不會享受一下小事上的快樂,偶爾唱唱跳跳而已。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博士,留英十一年,曾於劍橋擔任管理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