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ration 40s – 四十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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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區議會權責 開闢民主新路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02 | 要聞社評 | 社評
2010-05-29

政改方案議論仍處於爭持不下之際,立法會下周三擬辯論如何提升區議會的權責,議題可帶出區議會能否在擴大市民參與施政上扮演積極角色。若政改方案最終無法在短期內解決社會就功能組別制度所引申的不公和矛盾,是否可以透過進一步增強區議會的職能和區議員的水平,讓市民在政策規劃和執行上有更實際的參與,值得深入探討。

建築、測量及城市規劃界議員劉秀成提出動議,要求當局加強區議會參與地區美化、綠化、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並提供資源讓區議會聘請專業人士進行不同專題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甚至賦予規劃包括公共房屋、垃圾回收場、焚化爐和骨灰龕等社區建設和配套設施的權責。其他黨派議員對這個議題也甚表興趣,紛紛提出修訂,內容除借機表達對當年政府「殺局」的不滿外,更提出增加區議會實際功能和支援的意見。其中民協馮檢基和民主黨涂謹申建議全面取消委任區議員的安排、民建聯葉國謙認為須增加區議會秘書處的資源,以及公民黨湯家驊建議將區議會的選區擴大以令區議員不至因選區太小、只為爭取地區利益而忽視整體社會發展需要等。

自八十年代代議政制發展起步,區議會一直只擔當基層諮詢角色,沒有行政權力,更沒有獨立資源—秘書處由政府的民政事務處提供一般支援,區議會也沒有自己的獨立研究部。即使進行地區小規模環境改善工程或籌辦社會活動,雖然有關項目由區議會決定,但仍須由地區民政事務專員批准才可動用撥款。二○○六年,當局檢討區議會職能,建議增加區議會參與管理地區康文設施的工作,又為此而每年撥三億元,但對於區議會的行政管治架構卻沒有明顯改變。

目前十八區五百四十三名區議員中,四百零五名是民選產生,其餘是委任或鄉議局等當然議員。而部分區議員代表的分區選民數目不多,代表性存疑,例如葵青區葵涌邨選區選民人數不超過四千七百人;南區海灣分區選民人數更不過三千人,候選人只需取得數百票,已可以出任區議員。而他們給人的印象也只是處理居民投訴,或為居民「爭取」如新增巴士站或休憩設施等工作。對於如應否復建居屋、最低工資等重大政策議題,區議會都未能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不過,如果當局有心增加市民大眾參與施政的空間,區議會不失為有實際效用的平台。進一步增加區議會權責,似乎沒有抵觸現行政策:當局所鼓吹的政改方案,也提出了立法會地區議席和功能組別議席應增加區議員數目。問題是,《基本法》對區議會的權限也有具體描述,根據《基本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區議會只能是「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是「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如此是否意味即使議員通過動議,也無法執行?不然。《基本法》對區議會的選區、人數、組成等沒有限制,只須按法律執行便可。湯家驊建議擴大區議會選區,應不會視為「違憲」。加大區議會權力而又不至於成為「政權性組織」,方法也很多。例如當局可參考要求廣播處長須交代不聽從諮詢委員會建議的做法,若政府部門拒絕執行區議會的重要決定,須事先得到所屬問責局長的批准;具爭議性的決定甚至可向立法會或行政會議交代。此舉並沒有改變區議會的「非政權性組織」的性質,但有助提升區議會的地位。另外,當局亦可定明主要諮詢委員會須有部分成員由區議會提名的區議員出任,而有別於現時只由行政長官或個別問責局長按其喜好委任的做法。此舉有助增加區議員在政府決策的參與,更可在制度上增加透明度,避免「親疏有別」和「政治酬勞」的風氣繼續A

DOCUMENT ID: 2010052939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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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家變賣知多少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2 | 副刊特稿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0-05-22

去年12月,我在〈駱駝穿過針眼〉一文中提到倫敦教會Holy Trinity Brompton的牧師肯.科斯塔(Ken Costa),寫他在教會侍奉之外,正職是拉扎德(Lazard)國際業務董事長。最近他以後者的身份,替卡塔爾皇室控股公司(Qatar Holding)收購倫敦Harrods百貨公司。這宗成交估值超過15億鎊,令英國一家最具象徵性的店舖,成為另一件高價變賣品。

代表傳统英式商業的公司落在外國財團手中並非新鮮事,反正英國人對公司業權並不在意。米特蘭銀行被滙豐銀行收購後,我曾問幾位倫敦分行的職員HSBC代表什麼,他們回答不出來,更不知道香港和上海在哪裏。何況Harrods百貨公司自1840年開辦之後已經過三次轉手,1995年由埃及富商阿法耶茲擁有,早已不是英國產業。

但英國人對Harrods有出說不盡的情意結。這不單代表着上流社會的品味和物質享受,或市民每年大減價前在門口守候的習慣,還勾起人們對戴安娜皇妃和她情人多迪意外身亡的慘痛回憶。他們在巴黎發生車禍時,正是我移居到英國的第二個星期。我看到整個社會彌漫着傷感,不由自主地到白金漢宮前獻了一束花以作悼念。過去十多年,阿法耶茲一直指皇室不滿戴安娜與他兒子交往,怕她跟「外族」結婚,所以暗殺了他們。這個狂妄的指控雖然不夠證據,而且他多次申請英國護照不遂,但阿法耶茲無可否認是英國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同是在武士橋的Harvey Nichols百貨公司,仍未能取代Harrods這個令人引以為傲的國家標誌。

阿法耶茲說自己已經七十七歲,當了公司主席二十五年,是時候退休跟兒孫共享天倫之樂。他曾與科威特、沙地阿拉伯、卡塔爾等中東國家的買家洽談,最終認為卡塔爾控股公司具遠見和財力,能夠支持百貨公司的長遠擴展。卡塔爾皇室中人的妻妾眾多,兒孫有幾十個。要是Harrods將來再次放售,原因只會是帳簿上紅色或黑色的數字。阿法耶茲每天到百貨公司巡視業務的親切感,也將隨着全球化的投資風氣而慢慢被沖淡。害怕「肥水流進別人田」,再不只是心理上的不快,還有重大的經濟關鍵。例如今天的英國汽車業,大部分由外資擁有: Land Rover及Jaguar先後被美國福特和印度Tata集團收購,而MG Rover汽車廠先由中國南京汽車買入,再與上海汽車集團合併。喜歡看英國超級聯賽的足球迷,必定能列出哪個球會屬於俄羅斯或中國富翁。去年美國食品公司卡夫(Kraft)以196億美元併購吉百利Cadbury糖果廠的爭奪戰,說明企業面對財雄勢大的集團像是聖經上大衞遇上歌利亞,不過歌利亞在這宗敵意收購中贏了。

經濟學家趁機會利用許多數據來證明市場開放的好處,指出外資機構在過去十年花了1萬億美元收購五千四百間英國公司。另一方面,英國注資到外國公司更多,約有六千家,但只用了七千五百億。學者們說流進本地的資金能用在國家退休金的盈餘上,推動企業增長,合併帶來的裁員也不代表人才流失,只是換了職位或工作類別而已,不會削弱長遠貿易競爭力。

我想,英國工業日漸式微,沒有年輕人願意花力氣在工廠上班,所以不管資金從何處來,也不能為着面子而拒絕。最大的問題是勞工一直受工會保護,享有優厚福利,不輕易重新接受培訓做別的工作,動不動便罷工抗議;美國汽車業也遇上同樣困局。專業的技術人員一旦被解僱,不情願搬遷到另一個城市或國家找機會,惟有怪責發展中國家的工資較便宜,要求政府立例加強保護主義。

人們還有一種抗拒外資的心態沒說出口,就是對「來歷不明」的巨款抱有懷疑,不知道除了交易買賣以外,還有沒有政治動機。像卡塔爾控股公司,持有的大量股權包括倫敦證券交易所、金融區Canary Wharf一帶的物業、超級市場J Sainsbury PLC和Barclays銀行。他們要在倫敦Chelsea Barracks發展全國最昂貴的屋苑項目,惹來查爾斯王子反對,正在等候法庭判決才能開始動工。他們不怕向皇室成員對着幹,其他從阿聯酋、挪威、新加坡、科威特、中國以至俄羅斯引進的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 比一般資金更難監管。變賣企業的背後, 確是有更深層的隱憂。

拿破崙曾說,英國人只配稱為小店員民族(A nation of shopkeepers),其實這話是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先寫的。他們大概沒有想到,店員的空缺也快將沒有了。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博士,留英十一年,曾於劍橋擔任管理顧問。

DOCUMENT ID: 2010052239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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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相」公投催生新一代政治力量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02 | 要聞社評 | 社評
2010-05-15

明天是立法會五區補選投票日,三百三十七萬選民可以從二十四名地區直選候選人中,投票選出五名議員,以填補議會中因五名公民黨和社民連議員辭職而出現的直選議席空缺。社會各界的焦點都放在投票率和選舉結果上,但隨着整個五區請辭和「變相」公投行動出現,本港政治面貌也呈現了根本轉變,值得注意。

是次補選的背景和性質與過往不同,對選民也有不同意義:最基本的,當然是行使公民選舉權利或履行公民責任;也有選民投票目的是響應公、社兩黨號召,藉投票表達要求真普選,以及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從網上的討論,不難發現不少選民不滿特區政府施政和目前的社會現況,準備以補選投票對當局作「不信任」的表態。除辭去立法會議員一職再參選的五位公、社兩黨候選人外,其他候選人知名度不高,拉票活動也不積極,有理由相信,屆時投票的選民應以支持「變相」公投或向政府表達不滿者佔絕大多數,即使投票率介乎兩成至三成,也意味着社會上有六十萬至一百萬人主動表達對政府不滿的立場,在某程度上,比起參與二○○三年「七一」遊行的人數更多,所表達的訊息更為清晰。即使當局堅持「變相」公投的結果不會對政府有任何約束,當局也不能忽視結果所帶來的政治壓力。

從社民連最初提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進而由籌備、策劃到實踐,至今已有一年時間,期間本港政治生態有微妙的發展,出現了有別於傳統泛民的新人事新組織,這股勢力很可能是推動今次補選投票的生力軍。

去年,本港因受惠於內地各項措施,從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中逐漸復蘇,樓市和股市活動開始暢旺,失業率也慢慢回落。可惜一般市民並不感受到生活得到明顯改善,隨之而來的卻是各公用事業爭相加價,樓價和租金不斷上升,令基層市民難以負擔,怨氣油然而生。同時,市民眼見過往兩年特區政府表現差強人意,甚至出現連番失誤:從副局長國籍和薪酬風波、梁展文事件、外傭稅到「泰國包機」問題,無不反映當局應變能力未符合市民期望。可惜當局不但沒有認真處理好社會情緒和管治問題,還處處「親疏有別」,以政策向個別黨派傾斜以換取它們在施政上的支持,又圖以推出基建和發展新產業刺激經濟,相信經濟好轉之後各階層的處境就會有所改善。但市民看到的,卻是在所謂「建制派」政黨和政客的護航下,多項市民認為不合理的措施和政策都順利通過,至於增加高齡津貼要求等民生訴求,卻要在強大民意壓力下才得寸進。工商界在政策下得到好處,但基層市民卻未見所謂「漏斗效應」,反而飽嘗貧富懸殊日益惡化的痛苦,年青人尤其感到上向流動的機會愈來愈窄,整個社會的不滿持續升溫。

在這個背景下,催生了社會上一群年青人起而抗爭,展開另類的社會運動,為弱勢社群發聲。從保存天星鐘樓和皇后碼頭,到保留菜園村;由反對高鐵選址行動,到「維園亞哥」、狙擊民建聯贊助的商台節目等現象,漸見鋒芒。不過目前還未見他們有完善的組織或具體詳細的目標、議程和策略,對於他們的人數、背景和未來發展等問題仍難以掌握。但每當有涉及爭議的民生和政治議題時,他們往往成為一種強大聲音,令政府投鼠忌器。他們普遍不認同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制度,所以傾向同情和支持「變相」公投的訴求。雖然補選在即,拉票活動卻未見活躍,但這群青年人能夠透過網絡世界動員一批同路人現身投票,將會是「變相」公投的一個重要變數。至於補選結果和「變相」公投的成敗,對這股新力量往後的發展有什麼啟發,會否取代泛民的地位,而政府當局日後如何面對他們的訴求,都是值得留意和關注的政治課題A

DOCUMENT ID: 20100515391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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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富翁發財行善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6 | 副刊特稿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0-05-15

在外國有很多慈善二手店,有一些賣書,賣衣物或裝飾品等,全是別人捐贈出來的。我念高中的時候,由學校安排到牛津Walton Street一家慈善二手店The Mind Shop做義工。這店的經理已八十二歲,只能靠年輕的義工來處理捐贈物資, 她則在收銀部負責出納。因為Mind是為精神問題和疾病募捐的組織,比其他慈善機構如樂施會更專門,規模較小。

每個星期二和星期五放學後,只剩下我和經理工作。每次我負責把舊衣服鞋子分類:有些太殘破的要丟掉,能夠賣的便要熨好。我獃在店舖地窖不夠一百方呎的衣物間熨衣服,那種舊衣服的霉氣味和地下室的潮濕混合起來,加上熨斗的高温蒸氣籠罩着,比穿上三星期沒洗的汗衣更噁心。現在寫出當時的情景,彷彿又嗅到那股強烈刺鼻的味兒。

那些舊衣物當然有的破舊不堪,甚至未經洗淨的,但我們也經常收到新簇簇,價值幾十鎊至幾百鎊的名牌衣服。為什麼有人棄掉好端端的東西? 何不轉售給人? 最重要的是,誰會白白的捐獻?

Channel 4電視節目The Secret Millionaire中,有十多位千萬富翁扮作電視台記者,表面上到最貧苦的社區做生活專訪,實際上暗中評價各個需要金錢援助的受訪者和組織,最後因應需要來將自己的部分財富送給他們。這種「康熙微服私巡」的概念好像是虛構故事,但許多人在鏡頭前流下訝異和感激的眼淚,有些團體更在網站上陳述種種得到捐款後做出的改善,令我覺得節目即使不完全真實,也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好榜樣。

其中一個例子是1980年出生的班傑明(Benjamin Way)。他十五歲開始建立自己的電腦公司Quad,不夠四年已經賺到六萬鎊營業額。他接受了電視台訪問,其發展策略被一家總部在避稅勝地澤西島的創業投資公司看中,經過多次洽談,終於給他二千五百萬鎊去建立網上格價的搜尋器。

2000年是他最風光得意的時期:不單被邀請到美國白宮當電子技術顧問,成為投資基金的董事會員,到倫敦大學帝國學院演講,當時還是財政大臣的白高敦還頒發了「青年創業家」的年度獎項給他。他年薪十五萬鎊,住在澤西島的別墅,估計持有的股份和專利權合共資產值有一千八百萬鎊。然後他搬到倫敦諾丁山,每天去高級餐廳The Ivy或Café de Paris酒吧狂歡,結識名人美女。一年後互聯網泡沫爆破,《周日泰晤士報》將他列為三十歲以下富豪的同一天,他失去了一切,甚至連回家的車費也沒有。

在互聯網泡沫破產的電子神童多不勝數,班傑明卻在事業重上軌道後參與慈善工作。The Secret Millionaire節目裏他裝作青年社工,在東倫敦Hackney 一幢公屋住上近兩星期,跟青年和居民打交道。這區的槍擊和刀傷事件比得上芝加哥,所以別名為「謀殺路」(Murder Mile)。

這裏的青年並不缺錢。他們有手提電話,買煙酒,吃的穿的也能應付,但長期被家庭和學校忽視,人生迷失方向,所謂的出路就是在街頭當童黨,自然周旋於毒品和罪惡之間。

班傑明出生於破碎家庭,患有讀寫障礙,曾經遭小學老師數說:「你一輩子也搞不出什麼花樣來。」(他的邏輯能力彌補了語言能力的不足,智商原來超過一百五十),二十幾歲已經歷盡別人一輩子的風浪,特別體驗到人家給予機會的重要。於是他捐出了兩萬五千鎊,在The Pedro青年活動社開設了錄音室,給會唱會跳的年輕人租用來灌錄音樂,讓他們有所追求,錄音室也能用非牟利模式經營下去。

除了班傑明以外,還有別的例子。好像經營房地產買賣的富翁Jahan Abedi,同樣出身草根階層。他到萊斯特一家照料末期病患者的收容所Loros Hospice,看到員工為了省錢,只拿最低工資。經理彼得原是帶着患上末期癌症的妻子來療養,妻子去世後卻為了報答這裏的員工而留了下來,幾年沒有放假,勉強糊口度日。他說:「這裏的病人正在走人生最後一段路,心靈和身體上所受的痛楚不能言喻,我的需要算什麼呢?」Jahan最後揭示自己其實是千萬富翁,決定捐款來擴充收容所,並給彼得和子女旅行全費。我看見這位五十多歲的鰥夫感動哭了,眼神充滿感激,像突然遇上一道曙光,多年的掙扎終於有人明白。看見別人的生活有好的改變,是一個感人的體驗。

要做善事不難,但默默的去做可不容易。這些人可能不是全部基於宗教、家庭環境或朋輩影響才做善事,而是懂得放下自我,認為別人的需要比自己的私欲更重要。做人慷慨並非富翁才有的品性,畢竟到小店去捐出名牌衣物的人還是不少的。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博士,留英十一年,曾於劍橋擔任管理顧問。

毛羨寧

DOCUMENT ID: 2010051539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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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右派尼克的言行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6 | 副刊特稿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0-05-08

看首相候選人在電視上辯論政見,好像在看歌唱比賽X Factor,各人表演早已準備好的曲目,陶醉在自己的歌聲中。五音不全或毫不令人驚喜的參賽者,經過評判Simon Cowell奚落一番之後,大都落敗。誰能令觀眾跟着和應的,即使不是唱得最好,也輕易得到最高分數。這一次自由民主黨黨魁尼克.克萊格贏得觀眾掌聲,一方面是因為英國人對他有新鮮感,另一方面因他長得英俊,而非基於他所提出的政策觀點。

早在克萊格冒起之前,還有另一位尼克,不時在政壇引起騷動。他也是劍橋大學舊生,於唐寧學院念歷史和法律,曾在去年BBC電視台的政論節目Question Time與政客辯論。他與克萊格的紳士外型完全相反:左眼因一次意外受傷而被假眼球代替,比右眼下垂,而報刊傳媒所見,他差不多每一幅照片都顯得樣子猙獰,像穿了西服的鐘樓駝俠。那次政治辯論多達八百多萬人觀看,儘管他表現一般,竟博得一群民眾支持,一星期之間得到四千人申請加入其政黨。他便是英國國家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黨魁尼克.格里芬(Nick Griffin)。

英國國家黨屬於極右派,以白人的排外性來爭取選票。政黨宣言是要組織一個以血緣相連、純英國種族的國家,比其他三大黨更強調監控移民政策。格里芬提議給每位非白人5萬鎊離開英國,「滾回你們的老家」,卻自稱不是法西斯主義支持者或歧視非白人,「因為1964年的時候,我的好朋友也是黑人。」聽他發言,似是看一齣黑色喜劇—平常沒有人說出口的東西,都成為他的對白。他認為外來的移民愈來愈多,例如非洲、東歐和南亞裔的勞工階級大批湧入,令英國成為歐洲國家之中人口最過擠的,而且唬嚇說自從工黨1997年上任後,所有就業職位都被新移民霸佔,分薄了白種人的福利。不到2050年,白人便會變成少數民族。《衞報》的記者問他:「要是其他國家同樣把英國人趕走,你覺得公平嗎?」他回答說:「我可不見有英國人排隊到索馬里或阿爾巴尼亞去!」他對中東人更不留情面說:「回教是一個邪惡的信仰」,而留在英國的穆斯林信徒就是社會的禍根。無論是生活水平下降,教育福利失衡,罪案率上升,人們日夜所受到恐怖襲擊的威脅,甚至交通擠塞,全是他們造成的。在他心目中,美國黑人應該全部回到非洲,因為兩個不同種族的人共處,只會令更多問題無止境地產生。他所說的狂言不能盡錄,但比起八十年代英國國家黨發起人、納粹黨支持者John Tyndall對猶太人的憎恨,格里芬的偏激態度已經算是收斂。

格里芬及英國國家黨的政綱當然是胡扯,所謂解決辦法也無法實行,但他道出了一些無產階級的心聲,發洩出他們隱藏已久的不滿,的確具有號召力。別說是舊工業城鎮裏的勞工階級受外來移民影響,倫敦每一處也是多種族。在倫敦高級住宅區St John’s Wood,可以看到回教徒從莊煌的倫敦中央清真寺(London Central Mosque)進進出出。離不遠的溫布萊,要分辨出不同種族更模糊。我唯一一次到溫布萊的宜家傢俬買東西,回程時乘公車到Neasden地鐵站,剛好遇上幾家中學放學,公車還未走到下一站,便因為十幾個不夠十六歲的女生在上層亂跳而被迫停下來。司機請她們坐下,卻被其中四人贈以粗言,還指着他來駡。他為了保護自己和其他乘客安全,只好停駛。街上途人望着她們,可能都心存偏見,有些認定是披上頭紗的那位女孩不對,有些則覺得印巴裔的那幾人在旁挑釁。支持英國國家黨的人正是不滿這種多族化的社會現象而投出憤怨票,工黨、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根本無法用理由或邏輯來說服他們。

所以,人們說工黨和保守黨的勢力減弱,克萊格和自由民主黨成為今次大選的大贏家,可能忽略了極右派從中的得益。法國五度(1974、1988、1995、2002、2007)競選總統的極右派The Front National主席Jean-Marie Le Pen竟在1984年得到11%(二百二十萬)選票,而最近美國亞利桑那州也通過了更嚴格的移民條例,打擊隔鄰墨西哥湧入的偷渡客,可見極右派支持者勢力也在其他國家出現。英國國家黨已在2009年歐洲議會上以6.2%選票(九十四萬多票)取得兩席,今次大選格里芬是在倫敦近郊Barking和Dagenham爭取更多地方議席。回看英國國家黨成立以前,工黨曾是勞工階級的代表,如今卻要面對極右派的挑戰。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博士,留英十一年,曾於劍橋擔任管理顧問。

文 毛羨寧

DOCUMENT ID: 20100508391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