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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科研靠不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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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4 | 副刊.文化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0-07-24

學術界除了有諾貝爾獎,還有一個名為Ig Nobel Prize的另類獎項。名字由「不高尚」(Ignoble)演變而成,是科學幽默雜誌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 在1991年開創的比賽,為要表揚那些「無法重做也不被重視」,而且要先逗人發笑,再讓人思考的科學成就。主辦成員每年根據諾貝爾獎一樣選出和平獎、經濟、文學、數學、化學、物理、醫學的得主,還加設了獸醫學和公共衞生等多方面的榮譽。前年在波士頓,差兩天便可以在哈佛大學Sanders Theatre看這個頒獎典禮,只嘆沒有緣份。

無論是在歐美,還是在香港的大學做科學研究,爭取經費是最頭痛的事。別說想做無法重做也不被重視的科研,假如在經費申請表上算不出實驗的結果和成功率,獲得撥款的機會便微乎其微。愛因斯坦和牛頓如果重生的話,先要費些推銷員的唇舌,才有機會測試他們天馬行空的理論。

經濟環境不好的時候,申請政府撥款更像拔牙般痛苦。英國最近宣布的財政緊縮政策,預計直至2014年要把公共開支削減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大約抽起60億英鎊,包括教育經費。新任科學大臣維萊茨(David Willetts)在《新科學人》雜誌訪問中說,政府不會剝削科研空間,因為科學不單對人類和經濟帶來得益,更有保存和探索知識的文化價值,所以削減大學經費目的是重整金錢運用,例如減少招待費、出差費及各種津貼,鼓勵大學「花更少的錢,做更多的事」。

維萊茨從沒親身做過科學研究,難以體諒大部分大學研究人員身兼教學和研究的苦況,每年還要擔心經費來源。當我申請博士後研究資金時,覺得最荒唐的是一位已經二十五歲、念了六年大學的人,竟然要自己找工資去替別人的研究組工作。世界上有什麼行業聘用僱員的最低標準是博士生,而且不費公司一毛錢的?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應該將教學和研究兩者分開,再決定哪方面的資助要凍結或減省。首先,大學教育的宗旨是傳授科學知識,鼓勵學生具備求知欲,挑戰前人所發現的「事實」。這個學習階段,是培訓導師的教學能力和孕育學生尋根問底的興趣,而非着重於教員所寫的報告、學生成績等文職。科學本身是個歷險過程,花多點心思開辦小組式的師徒交流和比賽活動,反而能打破人們對科學符號和概念的恐懼,營造出科學精神的氛圍。例如《自然》科學雜誌和麻省理工大學Innocentive合辦的網上比賽,提供專業技術平台給全球學生和科研人員,替公司解決科技難題;較大規模的美國Ansari X Prize更提供1000萬美元給最具前瞻性的航天研究、汽車科技和基因醫學突破。

至於大學研究學系的重點是為人類作出貢獻,所以研究人員不應依賴政府撥款。以歐洲最大的研究組織「歐盟科研計劃」(Framework Programme)為例,雖然涵蓋所有科學領域的研發活動計劃,主要由歐盟資助,實際上只佔公帑研究額總數的百分之五。許多英美大學也只提供實驗室的地方給研究人員,其他所有聘請人才、買儀器和日常開支,要年復一年地申請經費才能維持下去。在理想世界裏,政府最好當然是投放資源到大大小小的研究項目上,但我理解政府沒辦法處處施予援手——如果不削減教育費,便是在醫療或是公共建設等範疇上大刀闊斧。基於科研具備經濟價值,科研人員自己負責向慈善機構和私人企業籌集經費,是最有效的方法。

微軟公司創辦人蓋茨所辦的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慈善組織,在2008年設立了合共3400萬美元的開拓基金(Grand Explorations Grants),每年在全球資助百多項基礎研究,或是未被證實的科學理念。蓋茨夫婦解釋發起這個基金的原因是他們經常在實地考察中聽到別人說:「要是我有資源能試試這個方法就好了。」所以他們也下個賭注,因為「人類不曉得他們還不知道的事」。這些項目大部分針對最貧困國家的疾病問題,對非洲、南美洲和東南亞一些地區惠澤不少。

推動科研不應只靠政府和慈善團體,反而大學要促進研究人員與私人企業,甚至與創業資本公司合作。這種自由交流除了在美國、新加坡和一些理工科佔主流的學府之外,還未成氣候,問題癥結正是因為大學沒有把教育和研究兩個方針分割開,一方面怕得到私人公司的資助,犧牲平等教育的理念,另一方面擔心研究人員利用大學資源做出成果,然後賣給公司而獲利。我認為這些不外乎是商人經常面對的問題;分散科技投資組合本是投資公司的專長。夥伴關係能令兩方互利互惠,集中「R&D」的研究部分在學術界,而發展方面則由企業接管。現今大學的科技研究和企業投資各有穩定發展,只缺乏多溝通橋樑把策略連繫上。財政的緊縮可能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作者為牛津大學博士,曾於劍橋擔任管理顧問。

毛羨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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