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ration 40s – 四十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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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起落與選舉成敗

Ming Pao Daily News
A31 | 觀點 | 政情觀察 | By 蔡子強
2010-11-11

美國中期選舉,民主黨遭遇重大挫敗。眾議院435 個議席中,民主黨由256 席,輸至188 席,喪失多數黨地位;參議席100 個議席中,則由57 席,輸至51 席,僅僅保住多數; 50 個州長, 就由26個,輸至18 個。

敗於經濟

奧巴馬於選後在白宮召開記者會,承認選舉結果反映了選民對美國經濟復蘇步伐感到沮喪,作為總統,他要為未能創造更多就業職位負上責任。

事實上,在投票前夕,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訪問了1006位美國人,52%說最關心的議題是經濟,尤其是失業問題,數字是1970 年代中期同類民調開始以來最高。在這個民調中,75%受訪者認為現時國家經濟處於劣境,顯示美國人對經濟沒有起色感到憂慮。

而更多的數字,也沒有比起以下兩個標誌性圖像, 更震撼人心,更能反映經濟表現差勁,如何讓民主黨丟掉半壁江山。

當奧巴馬回到芝加哥,其政治出身地, 為民主黨拉票, 離開時,一名跟他一樣膚色的老伯,在他的總統專車旁跪下,在中期選舉前夕,出現了老人向總統跪下乞求的一幕,震撼全美,反映了在經濟衰退下,總統的無力,國民的無助。

家住密歇根州, 28 歲的Jennifer Cline,她曾寫信給奧巴馬,訴說生活如何讓人折騰。她失業3 年,之後患上兩種皮膚癌,既供不起樓,又沒錢醫病。奧巴馬曾經親筆簽名回信,說自己有信心改善國民的生活。可惜,奧巴馬的承諾沒有兌現,結果中期選舉前夕,她唯有以7000 美元變賣總統的親筆簽名信,以濟燃眉之急。

「錢包投票」理論

選舉政治學上有所謂「錢包投票」(pocketbook voting) 理論,那就是如果一個國家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困擾,選民在大選中捨棄執政黨的機會,便會大大增加。而且, 經濟表現與選民如何投票,兩者間的關係,存在着兩面性, 即是, 不單只在經濟不景時,選民會以選票懲罰執政黨;在經濟繁榮時,他們也同樣會以選票來獎賞它。

學者慢慢發現,經濟表現對選民如合投票的解釋能力,在歐美國家的研究個案中,甚至要較宗教及階級等因素, 還要來得強大。

所以,過往好一段時間,執政黨通常會在大選年,刻意催谷,希望出現經濟景氣,以利自己選情。但問題是,隨着經濟活動日益複雜,且日趨全球化,政府支配經濟的能力日漸降低,慢慢變得有心無力。經濟上的沉痾,往往反過來,成了執政黨的喪鐘,被對手乘虛而入,大事炒作,成了大選的主要議題。

蠢材!關鍵是經濟!

其中一個經典例子,便是199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那一屆大選,起初,夾着冷戰結束,蘇聯集團土崩瓦解,以及伊拉克戰爭大獲全勝,贏得清脆利落的餘威,當時在任總統老布殊, 顯得勝券在握。事實上,1991 年3 月,當伊戰結束時,民意調查顯示,老布殊的支持率高達90%!難怪共和黨人,都顯得一派躊躇滿志。

當時大多數政圈中人,都覺得老布殊的總統寶座,可說穩如泰山,不少民主黨重量級戰將,亦因而紛紛先避其鋒,先等一屆再說。反而是一個阿肯色州(Arkansas)的黃毛小子州長,卻敢於捋老虎鬚。

這人就是克林頓。在絞盡腦汁,窮思破敵之計後,他的競選大腦James Carville,靈機一觸,想出了一句一矢中的、震撼人心之口號,那就是著名的:「It’s the Economy, Stupid!」(蠢材!關鍵是經濟!)

這句口號源於克林頓競選總部心戰室(War Room)裏的一張張貼標語—— 「The Economy,Stupid」,原意是用來提醒一眾幕僚,要把這場選戰定位為「麵包與牛油」這類民生議題(bread-and-butter-issues) , 後來被Carville 索性挪用作選戰口號。克林頓屢次在競選演說和電視亮相時,均有提到這句口號。

當時美國雖然在外交上威風八面,但國內經濟卻疲不能興,失業率高企,人民生活困苦,怨聲載道。受到經濟衰退打擊,老布殊的人氣和民望亦因此急轉直下, 到了1992 年8 月, 大選前夕,民意調查顯示,他的不支持率, 反升至64% , 為他敲響喪鐘。

這句強而有力的口號,真的說到選民心底裏,於是重挫老布殊的銳氣,令共和黨出現了一次滑鐵盧,克林頓這位原先沒有人看好的黃毛小子,卻爆冷勝出。

這可能是戰後競選議題最集中在經濟表現發酵的一次選舉,它教訓執政者,無論你在其他領域如外交、從政操守等,就算表現得如何優異, 但要是搞不好經濟,也會斷送江山。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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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患了「英國病」?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0 | 專家之言 | By Barry Eichengreen
2010-11-13

美國衰落的徵兆十分明顯。大權濫用、政治兩極分化及耗費巨大的金融危機,都沉重地壓在經濟之上。現在一些專家擔心美國將要罹患「英國病」。

受困於緩慢的增長,今天的美國,仿如二戰後疲憊的英國,將被逼減少其國際責任。這將給諸如中國的新興力量提供機會,但也將讓世界處於一段地緣政治不確定的時期。

為分析這些前景,理解英國病的本質很重要。它並不單純是1870 年後美國和英國增長速度超過英國。畢竟,後起國家發展迅速完全正常,就像今天的中國。問題是英國在十九世紀末沒能帶領其經濟到新的層次。

英國從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舊工業向現代部門轉換的動作遲緩,阻礙了大規模生產方法的採用。它也沒能採用依賴電能的精確機械,導致在組裝打字機、收銀機和汽車方面不能用機器生產的零件。在其他新興工業,比如合成化學品、燃料、電話通訊,也是如此,在這些領域英國都沒能建立立足點。

低成本的新興經濟力量的崛起,使得紡織、鋼鐵、和造船等舊工業的就業損失無可避免。但英國失敗的特別之處是,它沒能將這些十九世紀舊工業轉換成二十世紀新工業。

對症下藥技術須進步

美國會不會重蹈覆轍?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理解英國缺乏技術進步性的原因。普遍接受的解釋是英國文化排斥勤勉和創新。在英國現代化的長河中,勤勉的人都被納入統治集團。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最出色的人才都投身政治,而非商業。

從商店中提拔上來的企業經理人,據說只是二流貨。

如今我們大概能看到美國有類似的問題。用《紐約時報》大衛.布魯克斯的話說: 「在幾十年的富足之後,美國偏離了這個國家一開始獲取財富所依靠的冷靜的實用主義……美國最聰明的人放棄了工業和技術行業,投身於更崇高但沒有生產力的領域,比如法律、金融、諮詢,以及非盈利活動。」實際上,這個所謂的英國衰落的解釋,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並沒有系統性的證據證明英國的經理人低人一等。確實,讓公司建立者的子女以外的人擔當經理,結果適得其反。這使得平民能達到頂層。

今天的美國也找不到所說問題的證據,矽谷的眾公司並未抱怨缺乏有才華的經理,創業的,甚至是去汽車公司的MBA都不在少數。

競爭政策後天缺乏症

英國的衰落,普遍認為是教育系統出了毛病。牛津和劍橋始建於工業時代之前很久,造就了顯赫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卻沒有多少科學家和工程師。

但這一論斷並不適用於美國,美國的大學仍然是世界領頭羊,吸引着全世界的科學和工程研究生赴美,其中許多還留在了美國。

還有人將英國的衰落解釋成金融系統的作用。英國的銀行成長於十九世紀初,當時工業的資本需求不大,主要是為外貿而非國內投資融資,這也使得需要資本的工業難以成長。

實際上,說英國青睞外貿甚於國內投資的實際證據也十分薄弱,無論如何,這段歷史業餘美國的現狀無關,美國是處在外國投資的接收端,而非投放端。

對英國未能維持強盛的最後一種解釋歸罪於經濟政策。英國沒能設立有效的競爭政策。為應對1929 年的需求崩潰,它設立起關稅壁壘。沒有了國外競爭,工業變得肚滿腸肥。二戰之後,兩大黨輪番執政導致了政策不斷收放,增加了不確定性,產生了長期財政問題。

這就是英國衰退最令人信服的解釋。

針對1930 年代金融危機,英國沒能建立連貫的政策。其政黨並未共同努力解決經濟問題,而是仍然互相掣肘。國家轉為內鬥。政治變得難以控制,政策反復無常,經濟愈加不穩定。

簡言之,英國的失敗在於政治,而非經濟。而不幸的是,這段歷史與美國的現狀十分類似。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經濟和政治學教授版權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 0.

Barry Eichen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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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擊扭轉選情? 暴力污染民主!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02 | 要聞社評 | 社評
2010-11-27

台灣五都選舉投票前夕,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的兒子、國民黨中央委員連勝文昨天晚上在選舉造勢大會上遭槍擊,一名男子衝上台向連勝文連開二槍,嫌犯即時被民眾制服拘捕。

這次槍擊事件從時機和選情形勢看,都跟二○○四年三.一九槍擊案陳水扁被槍傷有驚人相似的地方——首先,陳水扁中槍的時間正值總統大選投票當日,以當時的選情計,陳水扁所屬的民進黨幾乎已無法挽回敗局,但就在投票結束前幾小時,陳水扁「 突然」中槍,整個選舉氣氛即時逆轉,陳水扁「 生死未明」,令選舉籠罩着一片悲情;陳水扁受槍傷,為民進黨帶來了大批同情票。

其次,○四年的三.一九槍擊事件,是發生在選情不利│即民進黨的一方,最終令民進黨反敗為勝。對比當前的連勝文受槍擊事件,他受槍傷的時間距離五都選舉投票僅一天(明天投票),而連勝文所屬的藍營也是陷於選情不利的窘境,如果這次連勝文因受槍傷而成功令國民黨翻盤大勝,則兩次槍擊從發生到結果都幾乎一模一樣,若此,豈非鼓勵日後在選舉中處於不利的一方部署「 發動槍擊」以圖扭轉劣勢?

選舉暴力必須受到譴責,而利用暴力達到選舉致勝的目的,更是完全扭曲民主選舉的真義——我們並不是指連勝文的槍擊事故是經策劃而行,但台灣方面應該對這次事件進行認真公開的調查,搞清槍擊的動機和意圖,否則台灣的民主只能活在暴力和陰謀的陰影之中,無法踏上真正的民主康莊大道。令人遺憾的是,○四年的三.一九槍擊案經過冗長搜證和偵訊,卻得出一個不清不楚離奇古怪的調查結果,《紐約時報》在○五年三月八日的一篇報道直指三.一九槍擊案儼如編造的廉價小說,完全不足入信,後來主犯陳義雄更被發現浮屍台南安平港,令案件無法再偵查下去;如此結局,直接令陳水扁的誠信受質疑,其「大話精」的形象無法洗刷;汲取這個教訓,國民黨政府必須對這次連勝文槍擊事件作出最嚴謹的調查,並要設法防止以暴力影響選情的惡質民主發展,令台灣民主政治可以走上更健康、更文明的正路。

這次五都選舉國民黨處於劣勢,危機四伏,相反民進黨氣勢如虹,大有捲土重來之勢,在向屬國民黨票倉的台北市,國民黨籍現任市長郝龍斌選情告急,如果落敗,兩年後馬英九爭取連任總統的本錢就會大打折扣。

「五都」人口約一千四百萬,佔台灣人口六成,更涵蓋了主要的都會區選民,故此成為藍綠陣營必爭之地。馬英九上台兩年,致力推動兩岸互通,成功打開和大陸的直航、貿易以至金融合作,更推動簽署了兩岸經貿互利協議(ECFA),為台灣經濟注入了生機,也大大緩和了民進黨執政時期高度緊張的兩岸局勢。既然在治績上有一定建樹,經濟發展也有可觀成績,為何在選舉中反而陷入劣勢?據台灣選情專家估計,五都之中國民黨可能輸掉四都,僅台中市長胡志強有力連任,這是在連勝文受槍擊前的估算, 除非槍擊事件能令選情大翻盤,否則藍營繼續執政的前景絕不樂觀。

民進黨勢力重新抬頭,反映出大陸以經濟利益作為對台統一主打的政策並不奏效,台灣民眾對於綠營倡議的本土意識、台灣主體,以至防範中國的呼籲深表認同,大陸的經濟牌無法轉化成為拉近兩岸政治距離的武器,反而民進黨微調策略,在經濟上不反大陸、政治上卻堅拒中國的「轉型」初見成效——這次五都選舉綠營以務實而不高調挑撥兩岸矛盾的形象,反而令他們贏得更多支持。

不管連勝文受槍擊會否改變選情,國民黨陷入政治困局的現實並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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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黨的一對兄弟冤家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4 | 城市智庫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0-11-13

英國5 月大選選出了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執政後,我寫了一篇《跟工黨暫說一聲再見》的時事評論。最令我苦惱的並不是大選結果或我對工黨政府的立場,而是題目應不應該決絕地寫成「跟工黨說再見」。留些餘地的原因,是我相信文禮彬(David Miliband)有很大機會被選為領袖,說不定趁着聯合執政不穩定的某個時機,工黨能在下屆大選收復失地。最近他的弟弟文立彬(EdMiliband)竟然以50.65%對49.35%之差險勝哥哥成為工黨黨魁,令新工黨的前路更加變幻莫測。

文立彬是誰?他在競選黨魁前是能源大臣,任內做出了什麼成果只有天曉得。

他說自己一直反對貝理雅派兵攻打伊拉克,反對希斯路機場多建新跑道,但是國會中並沒有人記得他的立場。記者問他: 「你的女朋友已經懷着你們第二個孩子了,什麼時候結婚呢?」他說婚姻是個人選擇,不須被社會傳統觀念綑綁。那為什麼他兒子的出生證書上父親一欄是空白?他說自己當時太忙,忘記了填寫。與哥哥文禮彬相比,哥哥的政治經驗和行為品德理應佔優勢。

文禮彬曾有三次機會爭取成為新工黨領導人:第一次早於2007 年貝理雅下台的時候; 第二次是2008 年, 他為《衞報》撰文,文中多處質疑白高敦的領導才能;第三次在今年年初,幾位工黨內閣議員利用辭職來威脅白高敦下台,重演逼走貝理雅那幕「咖哩屋陰謀」(Curry House Plot)。前交通部大臣Geoff Hoon和前衞生大臣休伊特(Patricia Hewitt)曾提議在黨內進行一次不記名投票,來決定應否重新選出工黨領導人,但他最後也沒有參與這些內訌。

文禮彬的外表,雖然比不上自由民主黨黨魁克萊格般俊朗,但他的外形在英國政壇新一代大臣之中可算討好,比首相卡梅倫的上層社會格調看來更親民,也不像財政大臣歐思邦般嘴角總流露出不經意的奸笑,或像財政部首席秘書Danny Alexan der 般,因一頭紅髮而被工黨副黨魁Harriet Harman 揶揄作「薑色爬行動物」。

文禮彬在任外交大臣期間,與各國元首和傳媒記者打交道時毫不怯場,演說時口齒伶俐,難怪前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夫人希拉莉傳聞也喜歡上他。他在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 月號寫了關於結束中東戰爭一文─How to End the War in Afghanistan─可見他認真地學習過中東及遠東歷史,對實施外交政策的利弊作出客觀分析,文筆尖銳,並沒有浪費讀了牛津大學哲學、政治及經濟的三藝課程學位。看完這篇文章,我暗地裏向政治界的朋友們打聽文禮彬團隊中有沒有資料分析員之類的一官半職,可惜沒有朋友屬於工黨,反惹來「為什麼想加入工黨」的辯論。

朋友們身在其中,忘了政壇是最好訓練腦筋的地方,除了極右派或極左派的思想表現較極端和強烈之外,中產階級支持什麼政黨,都只不過是在福利、稅收、教育等一些枝節問題上有分別。除了政客出現種種醜聞和失信行為或者社會決策上有漏洞,政治主張總是大同小異。我曾在倫敦聽過四位保守黨黨員和學者的政治討論,有人引用十九世紀英國首相狄斯雷里(Disraeli)的名言,以至談穆斯林的起源、美國企業的經濟方針……利用流行連續劇的笑話等等,盡情針鋒相對,像打網球般互相攻守。這看起來是過了五十歲的中上層喜歡的玩意,慢慢摸索世界歷史、用策略部署和幽默感混合起來的獨特語言,比別的科學有更多樣化的層次、更具吸引力。要是仔細看BBC Parliament 電視頻道播放的國會討論,不難發現正反兩方的發言人都陶醉於這種遊戲。

在權力和智力爭鬥裏,可能文禮彬和文立彬根本不關心改善民生,只在乎兄弟之間的輸贏;假如他們會划艇的話,一定會變成另一對兄弟冤家。

他們年齡相差四年,同是一起念Haverstock 學校,再往牛津大學Corpus Christi 學院念同一系。他們先後往美國進修和工作,同樣選擇了波士頓。成家立室後,兄弟倆在北倫敦Primrose Hill住在同一幢房子,哥哥和他的小提琴樂手太太一家住在樓下,弟弟和他當律師的女朋友住在上面,直至去年文立彬搬到房地產較廉宜的Dartmouth Park 一區才分開住。生活圈子太相近,要是弟弟比不上哥哥,嚥下苦澀被視為理所當然。兄長輸掉的心情,也不是隨便能夠平復的。

兄弟姊妹之間的愛護和比拚心理,我不會明白。這樣也好,假如我有一天從政,不用諸多顧忌,能好好為社會貢獻,至少我仍能歡樂地度過每年的聖誕節家庭聚會。

作者為牛津大學博士,曾於劍橋擔任管理顧問

毛羨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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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時期惟有以非常手法應付炒風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02 | 要聞社評 | 社評
2010-11-20

政府對樓市正式出招;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天公布一系列「非常措施」,包括提高按揭貸款比率,以及建議增加住宅短期交易印花稅(詳見本報今天第一、二版報道)。對於政府出招,我們一直認為宜早不宜遲,按照財政司司長昨天透露的物業成交數據,從樓價上升的速度,到物業在短期內(十二個月)轉手個案急增來看,樓市泡沫化的現象正轉趨嚴重,政府斷無理由繼續袖手旁觀,我們認為政府在昨天作出了果斷的決定,值得一讚。

眾所周知,本報向來反對政府干預樓市(包括反對政府重新投入復建居屋),因為任何行政手段的干預都會扭曲市場供求,結果只會令價格更加波動,最終受害的必然是廣大的置業人士,九七回歸前限定每年供應不得多於五十公頃土地,以及回歸後特區政府的八萬五房策,都是「心懷好意」但結果帶來物業市場狂升和暴跌的慘痛教訓。可是,面對當前的樓市泡沫,我們卻「一反常態」力主政府出招,到底是何原因?

當前的樓市狂態,是源於「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美國聯儲局為了挽救經濟,不惜推行量化寬鬆,把利率壓至零水平;在此之前,發達國之中只有日本實行零利率,而「廉價」日圓催生的carry trade 曾經令金融市場翻天覆地,如今由經濟體積更龐大、貨幣霸權更強勁的美國實行零利率,造成的衝擊自然更加嚴峻。從○八年開始,大量熱錢從外圍湧入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亞洲),令區內資產價格急升,各國政府都開始感到力不從心,無法應付。令人更擔憂的是,聯儲局的第一輪量寬未見成效,本月初再次推出第二輪量寬(六千億美元購長期國債),換言之,流動性過分寬鬆、利率維持零水平,起碼在未來九個月都不會改變,長期化的量寬對資產泡沫猶如火上加油,長此以往,到底國際金融秩序會否陷入一片混亂?量寬之下美元滙價會否長期低企?流動性泛濫最終會否觸發一場超級通脹?對於這些疑問,各國領袖和央行行長都沒有答案,原因是此情此景前所未見,心中沒底,只能見招拆招。

在「正常」情況下,香港應付樓市不外乎幾招,一方面增加供應,另一方面調高樓揭比率,防止銀行出現大筆壞賬,其他可做的不多,因為按照經濟循環的規律,各國政府都會以加息壓抑過熱的經濟,本地跟隨外圍逐步調高利率,炒家和供樓者「不勝負荷」,到了經濟活動因利率上揚而降溫之際,樓市炒風也就自然收斂。可是現在的情況跟過去截然不同,即使熱錢四出興風,但美國和其他發達國的經濟仍然奄奄一息,央行即使面對過度寬鬆的貨幣環境,仍然人為地壓低利率,如此一來,過去循環期各國政府以加息煞住炒風的做法不再,美國明知量寬會製造資產泡沫仍然坐視不理,其他國家(地區)政府除了自保自救已別無他法。對香港來說,以「適當」的干預行動令樓市降溫,正是自保的方法。

國基會在周四敦促特區政府應再出招為樓市降溫,但同時強調,雖然面對資產泡沫上升風險,但聯滙制度應繼續維持。面對洶湧而來的熱錢和炒風,其他亞洲國家都以加息應對,香港因行聯滙而無法自行決定加息,只能「赤手空拳」對付熱錢來犯;過去金管局的解釋,是聯滙不能動,香港應該提高生產力以保持競爭優勢,這種說法,在香港仍以出口和製造業為主的年代尚能適用,現在香港以金融和服務業主導,能提高生產力(或降低成本)的空間有多大?

聯滙制度令香港失去抗炒風的重要武器,以行政手段介入,成為了「無計可施」的最後一招。

正是在「非常時期」而政府又失去金融政策自主性的現實下,我們認為政府不如及早出招壓抑樓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