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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撥款才能辦好教育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4 | 時事評論 | By 曹啟樂
2011-04-16

香港政府本年度的教育開支,創了回歸以來的歷史新低, 僅為18.9%。如以生產總值所佔比例計算, 則只有3.5%,遠低於其他先進社會。隨着小學大量「殺校」、中學大量「減班」,政府省下一大筆開支,教育界期望政府增加撥款,以應付學制、考評制度改變帶來的沉重工作。然而,當局的回應令人失望。

以最近兩個鬧哄哄的課題(即最低工資和教科書教材分拆)而論,政府均未打算為此撥款予學校,終令校長、教師感到焦急徬徨。

學校只求合理支援

政府目前宣布增加撥款,以應付外判工的開支,但對於資助機構如津貼中學的處理,則未見承擔。當局一方面要求學校要當良好僱主,另一方面卻把應付最低工資的責任推予校方,此舉並不合理。以往政府以行政津貼校方應付校工工資,平均工資水平約為一萬元;假如校工真的按此標準支薪,當然合乎最低工資要求。

然而,近年以來,社會給予學校的任務愈趨繁重,校舍使用率極高,朝七晚七是平常事。以萬元薪金可以聘多少名校工才能應付日常運作?

因此,增聘多名兼職工友變為常規;另有學校則把清潔、保安等工作外判。

當要計算最低工資的時候,大都發覺無論是自聘或外判,均要額外加大開支。

於是學校陷於兩難,要麼計足工資,結果是削減其他的開支(例如維修費、其他員工或學生活動資助等),降低整體教學質素;要麼是減少校工人手,因而又會導致校舍清潔、安全、資源配置方面水平的下降。

既然政府對自身外判工履行良好僱主的責任,則沒有理由不去面對學校資源不足以支付最低工資的事實。最合理的做法是為學校的額外開支作出承擔。

教科書教材分拆是另一事例。政府挾民意、輿論和立法會議員而力壓出版商,教育界卻不便表態。然而,分拆一旦落實,誰人付鈔是要面對的現實。過往教育局對電子硬件、電子教材設有專項撥款,卻從未另設教師用書、輔助教材的資助項目(因多由出版商送出)。分拆落實後,校方要承擔這大筆開支,同樣陷於兩難,是維持教材用量(意味額外開支),抑或大量減少教材(教師工作量增加,用於其他方面如輔導學生的時間相對減少)。

教局要求不切實際

其實,學校經費從來是個零和遊戲。政府期望校方運用現行的整筆撥款應付新湧現的項目,而又不至於令教學質素下降,這是非常不切實際的想法。因此,業界提出政府增加補貼並非苛求。

政府對學校的資助主要按班數計算,明年起中學步入減班期,最終大部分學校由現時的二十九或三十一班減至二十四班,所得撥款劇減,但要維持校園管理水平,以及教學水平的支出,則不會按比例減少,因此預計中學在減班後,若得不到額外補貼,財政上更捉襟見肘。

近日有報道披露,多家中學在新高中文憑試將至,而課程未能趕及進度完成,需要增加額外補課時間,預計今年升中六學生的補課高峰期是8 月份,亦即「開學」日期要提前一個月。更有令師生俱疲的各科校本評核,也要趕在9 月前完成七、八成;可以想像校舍的使用程度,是如何頻密。

學校管理層、前線教師嚴陣以待,不懈奮戰,他們不是值得有恰如其分的支援嗎?但現時不單替師生「減負」、「紓壓」的措施沒有提上議事日程,還要讓學校單獨面對最低工資、教科書分拆等等導致開支大增的課題,實在是添煩添亂。

從這兩個事例發展來看,更暴露出當局與教育界溝通的失效。身為教育的重要持份者,學校沒有在決策過程中取得席位。教育局在這兩年內只管與出版商磋商,完全排除了教育界的份兒。

諷刺的是,竟然由出版商委託港大民調中心向校長、教師進行問卷調查,並以其結果向當局反映。難道教育界只擔當「被通知」、「受差遣」角色?

教育評議會執委
曹啟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