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ration 40s – 四十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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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起了盛世華章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6 | 城市智庫 | 回眸英倫 | By 毛羨寧
2011-04-30

我明白為什麼成千上萬的人要擠到倫敦去看皇家婚車遊行,因為當自己有機會與女皇見面的時候,我也曾雀躍地揮動英國國旗。

當時是2006 年5 月,女皇被邀請作牛津基督堂學院的嘉賓,院長Christopher Lewis 便安排學生、教員,還有基督堂小學的孩子們聚集到學院庭園恭迎她。沒有車牌號碼的皇室房車緩緩地駛進Tom Quad 庭園,我們就自然地歡呼起來,無論距離女皇有多遠,每個人都向她揮手,像是向久違了的好朋友打招呼一樣親切。她穿了一襲粉紅色套裝,襯着粉紅色配黑色花邊的帽子,看起來精神奕奕。我是少數被選為接待團隊的研究生,可以到大禮堂「與女皇午膳」,覺得十分榮幸,到現在還記得吃的是茄子冷盤,主菜是羊肉,甜點是芒果餅,喝的餐酒則是1992 年德國JohannisbergerErntebringer 白酒和1989 年Chateau Beychevelle 紅酒。皇室人員現身的吸引力像魔法,令人暫時忘掉他們不時顯露出來的愚昧和荒誕,是民主社會的寄生蟲。從温莎皇朝的紀錄片可見,舊日的加拿大、澳洲和南非都曾經極力反抗英國的殖民地統治,但一旦遇上皇室人員到訪,人民卻表現出熱切期待的情緒矛盾。

郎世寧成為宮廷專職畫家

皇室歷史是英語國家的文化中樞,外國人崇拜皇室貴族是最自然不過,反過來說,幾千年來中國皇朝給人的感覺是不可觸及的神聖。我最近參觀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時想,這裏展出的毛公鼎、上奏皇帝的官書文獻等六十五萬件收藏,無一不標誌着天子高人一等的威嚴和獨特。惟有郎世寧的山水畫顯出平靜脫俗的一面,連下款「臣郎世寧」幾個字也顯得謙恭。皇室聘用外國人擔任宮廷畫家是平常事,就如亨利八世聘請德國畫家賀爾本(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和查爾斯一世時期的比利時畫家范戴克(Anthony van Dyck) ,但他們同是歐洲人,背景文化較為相近。郎世寧從意大利來到中國,經歷的迥異可不能相提並論。

郎世寧是意大利北部米蘭人,1688 年出生在聖馬塞蘭諾(San Marcellino),青年時學習繪畫與建築,十九歲加入了熱內亞耶穌會,到當地接受修士訓練,期間在教堂畫了兩幅壁畫紀念聖人聖依納爵。1714 年,他受到耶穌會差傳部的派遺到中國傳教,先到澳門學習中文和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套用了郎世寧的漢語名字,翌年通過傳教士Matteo Ripa 的引薦,在北京由康熙皇帝召見,成為宮廷專職畫家。想不到他留在中國五十一年,相繼為雍正、乾隆皇帝服務,直至七十八歲去世為止。

護教與推動中西藝術

他下葬於北京城外數公里的御賜土地,並由乾隆皇帝親撰墓誌銘,上面寫着:「西洋人郎世寧,自康熙間入值內廷,頗著勤慎,曾賞給三品頂載……」他超過半輩子為清朝皇帝作畫和參與建築設計,毫無間斷地向中國畫家傳授西洋風的油畫技術,更學習滿文,應該算是個不折不扣的中國人吧。在宮廷工作的傳教士往往要放棄個人理想和西方的價值觀,就如郎世寧第一次見康熙,重複地磕了頭九次才可以站起來,之後不分炎夏或寒冬都要在畫室工作,從早上七時直到下午五時默默地畫。要是看過利瑪竇傳教的經歷或漢學家史景遷教授對清朝的研究,都會了解當時傳教士所遭遇到的迫害,郎世寧也曾經在乾隆年間的兩次禁教事件中冒死護教。這到底是為了名利,還是要推動中西藝術文化呢? 「假如我不相信我的畫筆對於傳播上帝的福音是有益的,以及使皇上對傳道的教士們更喜愛的話,這些傳教士早已返回歐洲了。」除了信仰的使命,他們心底裏必定對中國有一種不捨的愛。

在故宮博物院仔細欣賞郎世寧的《百駿圖》、《畫瓶花》、《畫瑪瑺斫陣圖》【圖】等作品,看到人像大都是平板板的,沒有畫上陰影,符合皇帝指定的「陰影法」作畫原則,而且這些畫是繪在高麗紙和絹面上,愈看愈似曾相識。回家後翻查,原來我在2005 年去過倫敦的皇家藝術學院「盛世華章」展覽,就曾陳列郎世寧和耶穌會教士的作品!那次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有史以來在中國境外最大規模的外借,共有四百多件康熙、雍正、乾隆三皇時代的珍品,包括宮廷繪畫、書畫、玉器、皇袍、皇宮家具、科學儀器、武器和大典盔甲等。展廳的三皇肖像掛在正中,肅穆得像大清的太廟,廳中十幾呎長的畫卷分別描繪宮廷、熱河和下江南的繁華。我當時不知道誰是郎世寧,但記得自己向朋友解釋書法和詩中的意思,暗暗為中國的文明而驕傲。皇朝盛世的尊榮,倒比親民的空心皇族更珍貴。

毛羨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