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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社會學理論看佔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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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A20 | 時事評論 | By 余偉麒 |
2014-10-22

一場「佔中」運動,把香港潛在的社會矛盾毫無保留地浮現街頭,你有你的佔中,我有我的反佔中,警察、示威者、政客、社團及其他持份者互相指罵、推撞、堅守,當中夾雜着胡椒噴霧和催淚彈的情景一幕幕地投射眼前。本文希望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引入分析(inductive analysis)現時香港的社會現象和啟示。

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是著名社會學者,他的「志願行動論」(Action Theory)和「社會系統論」對日後的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有着莫大貢獻。帕森斯眼中的社會系統,結合四個獨立但又互相牽引的功能板塊:適應(Adaptation)、達成目標(Goal Attainment ) 、整合(Integration)和模式維持(Latency),簡稱AGIL。

目標制訂 政府角色

適應功能板塊負責調節及紓緩系統因為受到內外環境改變而產生的摩擦和壓力,而驅動這個功能板塊的便是社會內的經濟運作,有效率地分配資源。同時,帕森斯認為任何一個系統都會出現不協調,所以社會必須有制訂目標的功能,政府便是擔當這個角色。

整合功能是要維繫社會融洽和廉正,依靠的便是法律制度,雖然它在AGIL整合中排在第三位,但帕森斯在書中最首先交代的便是整合功能,可見他肯定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模式維持功能包含傳統繼承和價值觀的認同,往往由教育和宗教傳達。最重要的是,帕森斯深信當社會系統任何一個或多個板塊受到衝擊時,其他功能板塊便會作出協調而令整個系統回復平衡。

為何帕森斯相信社會系統最終會達到平衡?這與他的出道有莫大關係,在社會學上,帕森斯是「半途出家」,他的早期巨著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1937)便沒有參考當時甚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如Cooley、Ross、Mead 的理論。大學時,帕森斯是修讀生物系,本想做醫生,所以他的想法是社會像人體,當中有呼吸系統、消化系統、免疫系統、血液系統等等,當有細菌入侵時,每個系統便會發揮它的功能,目的是要令主體能正常活下去。

可是帕森斯的社會系統論有些不切實際的潛在假設,如每個人的行動是有目的的,而且最終目標是一致的;又如每個人都會作出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而在選擇中是有對等的取捨(indifference),就像本來想吃一個蘋果,但可以接受吃兩個橙來作交換。

最具爭議的是,帕森斯要求AGIL的功能系統是可以每個獨立調節,但現今的社會大都由政府主導。這不代表帕森斯的社會系統論被推翻,推翻的只不過是社會系統和諧不是必然的,四個功能板塊不協調才是矛盾的根源。

保護費用 等同稅收

在《政治作為一種職業》(Politics asa Vocation )一書中,馬克思.韋伯(Max Weber, 1964-1920)指出,國家是一個「壟斷了正當武力」(monopoly use of force)的實體,以維持治安為名,實質是把武力權威正常化,國家便是正當武力的來源,而使用正當武力的主要工具便是警察和軍隊。

不過,公共武力不限於此,只要得到國家直接或間接授權,私人武力也可在領土上行使,六十年代香港暴動時期,港督便曾頒布緊急法令,授權所有太平紳士可以召集市民拘捕「歹徒」,有必要時還可入屋行使武力。

在《製造戰爭和建國為有組織罪行》(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一文中,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 1929-2008)更把韋伯對國家獨攬武力的看法伸延到與黑社會組織相比。提利認為,黑社會是靠提供保護而收取保護費,而國家亦是靠維持社會秩序、保障市民安全、免受敵人侵略而收稅(保護費),其性質一致,關鍵在於合法與否。

綜合韋伯和提利對國家使用武力的看法,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共通點:國家作為一個有領土的實體,會不惜一切動員武力維持秩序,而這些秩序包括剷除領土內外的敵人、鞏固現有利益集團的勢力,如幫他們除掉競爭者或給予現有精英保護等等。

各方在談論佔中時,往往視之為爭取民主的一種手段,而忽略佔中可能是社會矛盾的一個現象(只是佔中行動比以往的社會運動更加激烈,分別是化解的方法不同)。從【圖】中可見,公眾活動數目(來自警方數字,包括事前獲得批准及未獲批准)從2006年便不斷攀升。

事實上,自從在2003 年五十萬人上街抗議政府無力改善經濟(適應功能板塊)、硬推第23條(整合功能板塊),香港社會系統已出現不平衡現象,當時特區政府得到中央支援,在經濟上放寬自由行,直接刺激消費,而特區政府亦收回第23條草案,換來社會平穩。

隨着自由行不斷擴大,香港社會的承受能力已推至臨界點,樓價飆升,令年輕一代成為「無樓一族」,小商戶不敵租金倍增而被迫結業,北區車站成為貨物集散點,商場、街道迫滿一群又一群拖着行李箱的內地訪客。經濟板塊向前,受惠的行業固然笑逐顏開,但歡顏背後卻隱藏價值觀的摩擦和挑戰(模式維持功能板塊);加上《一國兩制白皮書》觸動的法律神經(整合功能板塊),而政府不發揮其應有的達成目標功能,結果社會體系嚴重扭曲,佔中不是用來迫政府作出平衡措施,而是給社會系統的一個警號,就像人體發燒,發燒只不過是傳達身體有部分不適,而不是病症的根源。

雖然香港事務是受「一國兩制」保障,但當主權國—中國—把香港民主發展認定為有外國背後煽動、佔中實為顏色革命,作為特區政府便有責任替主權國動員「武力」,在其領土上維持秩序,所以警察向「國家敵人」噴胡椒噴霧、出動防暴隊、施放催淚彈是「正當武力」的行使。

佔中現象 提出警號

當「正當武力」不能瓦解「佔中暴民」,反而引來更大的批評,在「敵人的敵人是我朋友」的邏輯下,對有黑社會背景人物襲擊「佔中暴民」而採取不干預、不執法的態度,亦可從提利所指的《製造戰爭和建國為有組織罪行》一書中找到合理答案。畢竟,收保護費便須做好維持秩序的工作。

本文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佔中」社會現象,而不是把「佔中」看成問題,因為在帕森斯的社會系統內,「佔中」只不過代表AGIL四個功能板塊已失衡而響出的警號,就像人體發燒,發燒不是病症的根源;要系統回復平衡,政府有責任化解現有的社會矛盾、回應真普選訴求、維護司法獨立、保障新聞自由。但在中國主權國的體制下,國家領導要求三權合作,真普選只怕是香港人單方面的意願。

一個社會的政制發展、經濟發展和公民社會發展是互相緊扣,當任何一方未能同步,社會便不和諧,衝突自然發生。正如西方國家強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推行民主,但當地的經濟發展和公民社會發展追不上時,後果自然是亂;同樣,當經濟發展和公民社會發展不斷向前,政制發展反而退步,社會又怎能和諧?但社會系統最終須要回復平衡,犧牲的,哪怕就是經濟發展和公民自由了。

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便曾指出,人類的自私會帶來戰亂,但當人民對戰亂產生厭倦,便會願意放棄某些權利以換取平穩,這便是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中國和香港關係不能單靠「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規範,而是要重新訂立社會契約,但在研究契約內容前,希望當權者能有無比的智慧來擺脫「霍布斯的困境」(Hobbes’sDilemma),避免先製造混亂來作日後社會契約的基礎。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候選人、治學文社成員

余偉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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