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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個大學資助學額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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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觀點
2015-01-13

盧一威

近日政府建議所有教資會資助學額用於本地學生,新安排8間資助院校只能夠以非資助學額取錄非本地生,而本地生資助學額將較現時增加約600個。就此建議,評論集中討論對本地學生升學的影響,唯筆者較感興趣的是相關政策如何反映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方向。

「外向」和「擴張」可以作為關鍵詞,概括回歸以來香港大學教育發展的趨勢。前兩任特首董建華和曾蔭權都提倡增加自資學額,增收非本地生,促進高等教育產業化和國際化,從而把香港建成區域教育樞紐。

然而,現屆政府已經不再提起教育產業化,並停止向私立大學撥地。同時,現任特首梁振英提出增加資助院校高年級收生學額,為副學位畢業生提供更多升讀資助銜接學位機會,並資助本地生修讀自資學士學位課程,更資助香港學生往內地升讀大學。這些措施或許回應了社會上對非本地生佔用教育資源的質疑,但是否同時代表放棄高等教育走向多元化和國際化?

新加坡經驗

以上問題其實反映了高等教育政策既要回應全球化的挑戰,同時要考慮本地的政治約束。我們鄰近的新加坡有相關的經驗。當地自2002年開始提出環球校園計劃(Global Schoolhouse),積極引進海外大學在新加坡建立分校,並大幅度增收非本地生。跟香港一樣,有關政策引起本地家長和學生不滿,最終執政人民行動黨在2011年的大選中取得有史以來最低得票率,並輸掉5個國會議席,雖然無損其執政地位,卻是該黨一大挫折。大選後,新加坡政府改弦更張,先在4年間增加2000個只取錄本地生的公營大學學額,及後又提出增加高等教育的公營比例,並關閉了幾所海外大學分校。

由此可見,儘管過去10多年,全球各地高等教育發展都朝着市場化、國際化等共同方式發展,唯政策最終仍須回應本地社會的需要,以達至政治上的平衡。但新加坡政府在調整高等教育發展方向,以回應國內聲音的同時,仍繼續發展對外合作。例如,耶魯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於2011年合作成立了的耶魯—新加坡國大學院(Yale-NUS College),就有別於以往的海外大學分校以收生規模作為考量的模式,該校強調以發展融合東西文化的博雅教育為目標,並只取錄1000名本地生和非本地生。由此看來,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並未放棄多元化和國際化的目標,而是改為朝向精緻化發展。

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新常態

新加坡經驗有助我們思考高等教育多元化和國際化與非本地生數目和比例的關係。事實上,新加坡政府早年曾提出招收15萬非本地生的目標,以發展當地為教育樞紐,但最終放棄了以增加非本地生數目作為國際化的手段。反觀香港,我們從未為非本地生數目訂立目標,而是以教資會資助學額兩成為限,這有利於平衡本地需求及國際化的追求。然而,香港院校現時面對的主要問題是非本地生源過分依賴內地生,面對社會上本地人優先的聲音,與適齡升讀大學人口將減少,「內向」和「收縮」可能將成為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新常態,保持高等教育體系的活力,尤其是堅持推展多元化和國際化,將成為我們的挑戰。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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