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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傘落社區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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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觀點
2015-11-09

馬嶽

雨傘運動約一年後,各方有不少的檢討總結,也有不少評論指其實一年來都沒有很好的把運動檢討總結。兩星期後的區議會選舉,是雨傘運動後的第一次政治裁決。

近年來區議會選舉其實愈趨「非政治化」,意指政治議題除了2003年以外,對選民的影響愈來愈小。但兩星期後區選結果揭盅,各方評論必然不會針對400多個選區的具體地區情况,而會視為總體的政治氣壓計。如果泛民戰績不理想,「傘兵」又沒人當選,便會被詮釋為選民不認同佔領運動而「票債票償」。如果泛民「獲勝」(有一定議席增長也應該視為「獲勝」了),便可能被詮釋為年輕選民受雨傘運動刺激而醒覺,視為對民主派的強心針。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這次區議會選戰對香港民主運動未來路線的啟示。

對運動路向的啟示

一直以來,很多人以為2017年普選特首的希望幻滅,加上佔領運動的經驗,香港的民主運動和政治運動會出現「範式轉移」,最正常的想像是激進路線會更有市場,放棄建制內爭取的手法,而用更反建制(例如不合作運動)的手法作抗爭等。但令筆者意外的是,佔領結束後不少人提出的卻是要打好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選戰,包括部分傘後組織參與區議會選舉。

佔領過後,民主運動反而強調議會選舉是很奇怪的(不是說「議會失效」嗎?)。泛民政團成立的目的就是參與選舉,要回到選舉和議會並不奇怪,但經過大規模佔領後連不少「傘兵」也強調要聚焦議會選舉,則比較奇怪了。這只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處境的一種無奈:政治參與空間和建制位置都這麼少,可供公開競爭的有公權力的位置,其實一直只有立法會和區議會的普選議席,不能輕言放棄。新參政者要一展拳腳,區議會選舉也是一主要出路。

從運動的角度看,「傘落社區」的概念是回到公民社會「深耕社區」,當然可以是民主運動或民間社會的新實踐路向。但單就這次選戰的初步觀察,首先所謂「傘兵」的人數不算很多,所佔不及總議席的一成(即覆蓋的地域不足一成),其次是不少新候選人落區,做的事情和政綱卻非常傳統,宣傳手法和長期打地區選戰的泛民候選人差不多,例如沒有很多真正很「本土」的政綱,或者激進的訴求或手法,甚至多談佔領運動的亦不多見。單從選舉所見,看不到運動路向上的突破,此其中當然有例外:像姚松炎或朱凱迪那種較長期在地,強調由下而上的組織居民以建設另類的社區模式,和傳統泛民手法差距較大,但這也只是少數人而已。

庶民經驗的時刻

近年來,隨着世界各地人民民主意識提高,無論在民主政體或專制政體,當公民認為政府違背人民意願時,常爆發大規模的抗爭。像太陽花學運、埃及或香港式的佔領或「廣場」式的抗爭近年愈來愈普遍。Krastev指出,這些運動與19世紀、20世紀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革命不同,往往沒有一套整全的社會藍圖,來長期推動社會改革。以雨傘運動為例,除了團結在「我要真普選」這個大橫額下外,參與者會各自提出各種社會訴求,但不會成為一種總體綱領來推動改革。原因之一是不少參加佔領運動的都是「素人」,沒有長期參與政治運動的經驗,不會受統屬在「藍圖」的框架下思考。以現在民間運動崇尚自發、平面化、反組織、反權威的走向而言,要在大議題上形成共識將非常困難。參與者大眾的共識,可能只在抽象的「我要真普選」層次,是一種相對空泛的西方民主政體想像或者基本政治權利的層次,連具體方案大家都不容易有共識。

用Krastev引述法國學者Breaugh的說法,像雨傘運動這種廣場抗爭是一個「時刻」(moment),而不是「運動」(movement),是一種公民能量的爆發,是一種「庶民經驗」(plebeian experience)。這些能量沒有組織化,但留下了人民行動可以改變世界的希望。這種「庶民經驗」在香港自2003年後愈演愈繁,公民能量在爆發後散落民間,成為下一階段的力量和充權的基礎。問題是,有沒有很好的組織基礎可以承載這些能量,令它們可以在公民社會持續參與?有沒有政治參與的渠道可以讓這些能量發揮?

公民運動選舉勝選的矛盾

「傘落社區」遇上了區議會選戰,很快便會發現一個矛盾:公民運動的邏輯和選舉勝選邏輯的矛盾。上面所述的「傘兵」在選戰中創新不多,一個重要原因是候選人理解若要勝選,政綱內容、宣傳手法、政治路線都需要為大多數人所接受,自己縱有嶄新的理念、激進的手法或立場,在選戰中都要服膺主流。

公民社會強調人民的自發性、意識提升、主動參與社區營造,並以政治參與方式改造社區,於是重要的應是地區選民的意識覺醒,以及主動投入社區營造,而不一定要爭取大多數支持。多年以來,區議會的運作、區議員的工作模式和選舉文化,令選民習慣了期望區議員包攬一切:替他們提供服務和福利、解決個人困難、代理他們的各類地區訴求和需要、為他們爭取權益,他們「到時到候」提供選票作交換條件。到了選舉,如果一邊的候選人希望不斷鼓動居民參與,自行發掘問題和動員改善環境,但另一邊的候選人說「這些我全都可以幫你搞掂,你只要投我一票」,勝負之數,不言而喻。

當然,「傘落社區」的概念本來就是從小眾做起,慢慢改變人民的文化和行為。要量變累積成質變,甚至能贏選舉,需要大量人民的移風易俗,以這次選舉的短暫「落區」時間自然是不夠。我一直覺得關鍵並非今屆「傘兵」的成敗,而是有志之士能否在敗選後持之有恆的在社區長期持續參與,才有移風易俗的希望。風物長宜放眼量,今屆區選當然是泛民政團能否緊守陣地的重要一役,對「傘落社區」而言,這應該才是開始。

延伸閱讀:

.Ivan Krastev, “From Politics to Protest”, Journal of Democracy, 25, 4(October 2014):5-19.

.Martin Breaugh(2013), The Plebeian Experience: A Discontinuous History of Political Freedo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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