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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陣前換馬」和「棄曾取林」的前因與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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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筆陣
2017-04-06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去年12月初,梁營本來正如箭在弦,為梁振英角逐連任而秣馬厲兵;但不料,梁振英卻突然宣布因為家庭理由放棄角逐連任。這個宣布,震動整個政壇,大家都滿腹疑問,沒有人相信梁真的是因為家庭理由。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是中央改變了對港政策,還是有其他考慮?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換人換路線」的期望落空

當時不少泛民都抱有wishful thinking,認為這是中央放棄鬥爭思維、重拾溫和路線、尋求和解所致。這種想法不無事實根據,因為大家看到,去年2月雖然發生旺角騷亂,但3月兩會期間,北京卻吹出「和風」,之後更有連串大動作向泛民示好:先是5月,作為國家領導人的張德江來港歷史性會見泛民立法會議員;接着6月,王光亞接受雜誌專訪時肯定大多數泛民都是愛國且屬建制人士;到了年底,泛民在遭封殺20多年後,更重新獲發出回鄉證;最後,甚至連梁振英也不能連任。

再加上,一直撲朔迷離的《成報》,力排眾議,成功預言梁振英不能連任,於是,大家對該報所提出的「兩個中央」和「兩條路線」論,再不敢輕視,並開始幻想作為鴿派的曾俊華,真的有機會當選,帶領「後梁振英年代」的香港,撥亂反正,重拾一條溫和路線,與泛民修好,修補過去5年來社會的嚴重對立和撕裂。於是,部分論者更自信滿滿,矢言「換人怎會不換路線」、「我信林鄭必敗」等。

原來中央只不過想重新團結建制派

但隨着梁振英獲任政協副主席,林鄭月娥亦最後當選特首,上述幻想終告破滅。很多人都不禁問,如果「換人不是為了要換路線」,梁更獲任政協副主席,變相得到肯定,那麼為何他又不能連任呢?

其實,起初,我已在本欄〈後梁振英特首選舉形勢剖析〉(2016年12月14日)一文中,提出過3個可能,除了(1)真的要調整對港政策、「換人換路線」以外,還可能因為(2)因「數不夠票」而要換馬,即所謂「601」考慮, 以及(3)不是要換路線,只是想找個比梁振英更佳人選,來更好地落實既定政策。

事後看來,陣前換馬,最大的原因恐怕是因為「數不夠票」的所謂「601」考慮,以及中央想重新團結建制派,改變梁振英年代因其剛愎自用且太過好鬥,導致建制派分裂,因與梁的個人恩怨反過來抵制特區政府,而造成「朝小野大」的不利局面。

事實證明,林鄭月娥並沒有梁振英那麼「乞人憎」,很多原本因為不能接受梁而轉為支持曾俊華的建制派,尤其是工商界,他們都能接受林鄭,於是陣前換馬,已足以讓他們妥協,脫離曾營,重新歸隊,轉投林營。原本來勢洶洶、極有可能撮合了泛民和工商界的「ABC」(Anyone But CY)聯合陣線,遂告瓦解。於是大家看到,本來屬於曾營競選班底的,例如陳智思和李律仁等,都轉投林營;以及,林鄭以777票高票當選,高於梁的689票近百票,即使在投暗票的第二階段,曾營所一直期望的「走票」現象並沒有出現,唐營和工商界終究是重新歸隊。

過猛力度、過火操作留下後遺症

從中可見,從重新團結建制派這點來看,中央今次無疑是成功的。但成功背後並非沒有代價:其在港政治代理的操作力度過猛,高度介入選舉,甚至過分封殺和打擊本屬同路人的對手,都讓民意反彈,部分建制派感到心寒;且在選舉後期,曾俊華民望屢創新高,出現了所謂「薯粉現象」,都讓中央始料不及,且讓過火的操作更加礙眼。

後遺症就是,我在本欄反覆提過多次,突出了小圈子選舉與主流民意的差異,進一步削弱了特首選舉制度的認受性;而且,更讓部分當日認為縱使「8.31」不理想也應該「袋住先」的民意,如今也動搖甚至醒覺,認識到所謂有限競爭、容許「2至3名候選人」出閘,恐怕也只是一個虛假的承諾而已。泛民往後反對「8.31」,只會有更多的子彈、得到更大的共鳴。

另外,中央失去了一個最有條件為社會進行和解、減低對立和撕裂的人選,「薯粉」更會把失落遷怒於中央和林鄭,這些自不用說。我想指出的是,中央更錯失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本來曾俊華作為一個建制派,更在政綱中明確提出要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但在多輪的民調中,仍穩定獲得七成自我定位為民主派、五成多自我定位為本土派者、五成多自我定位為中間派的受訪者支持,甚至在選舉前夕,整體支持度衝破五成;一旦當選,將挾着高民望,理直氣壯地為23條立法,民主派將作繭自縛、進退兩難。相反,林鄭不單沒有曾俊華般明確提出,且現時背上「中央欽點」的原罪,更難寄望她可以推動。

為何棄曾俊華取林鄭月娥?

為何中央那麼固執,不惜在1997年之後首次背逆民意,也寧取民望低的林鄭月娥,捨棄民望高的曾俊華呢?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在特首選舉前夕於《星島日報》發表的一篇長文,相信道出箇中不少原委。文中舉出曾俊華不獲中央信任的主要原因,如果加以整理,大致可以總結為4點:

首先,是因為他在中央眼中,欠缺政治忠誠,在如「反佔中」、「政改」等重大政治問題上,表現不夠「硬」,怕他在未來的重大政治鬥爭中,不能站穩中央立場;

其次,則是中央多次提出香港需要解決社會和經濟上的「深層次矛盾」,希望香港能作出產業結構調整,而曾俊華一直信奉的自由經濟理論,以及無為而治的心態,不符中央的思維方式;

第三,中央不支持他參選,他卻執意參選,與中央對着幹;

最後,則是他與外部勢力的關係,以及得到泛民的支持,讓中央起了戒心。

中央是否在要求mission impossible呢?

這4點中,對於第二點,需要一個會對「深層次矛盾」開刀的特首,很多人都可以理解;但有關勾結外部勢力之指摘,卻流於捕風捉影;至於第三點,其邏輯更讓人啼笑皆非,因為它無異於說,中央不支持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央不支持!這一點頂多可以用來解釋為何對曾俊華後來「反轉豬肚」,而非最初不支持他參選的理由。

至於第一點政治上不夠「硬」,以及第四點得到泛民支持,如果都被中央視為「嚴重政治不正確」而遭徹底否定的話,那無疑會讓特區管治陷入兩難。如果希望社會和諧,那就需要一個跨越政治光譜,除了建制派之外也獲泛民接受的特首,畢竟泛民在立法會選舉中仍得到五成多六成選票的支持,梁振英可謂前車之鑑。

又希望社會和諧,又希望特首受港人擁護、施政得到支持,但又不容許他在政治上走中間溫和路線,修補與泛民和反對派關係,試問,這又是否在要求mission impossible呢?

(後特首選舉系列之四.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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