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ration 40s – 四十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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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刻舟求劍到逆水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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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觀點
2017-07-03
馬嶽:

 

2017年6月,香港人被各種「回歸20年」的討論和回顧淹沒。我個人對這種年結式/十年結式的「回顧」一直興趣不大。我總覺得年月是時間的單位,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和社會變遷沒有因果關係,於是20年不見得比19年或21年更值得反省回顧,12月也不應比11月更有回顧價值。很多社會變遷都是持續性的,用「齊頭」的數字作結不見得是最好的框架。用文件或文字來規定社會在某段時間的變遷,像「50年不變」,本身就是不科學的。

多年來最重要的變遷是什麼?

這篇文章的截稿恰好定在6月30日,好像是某種命定要寫點和「回歸20年」有關的東西。這段日子給人問了很多相關問題,令我不禁想:這許多年來最重要的變遷是什麼?

一直以來,一國兩制的最深層次矛盾,是中港在政治價值上的差距,或者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港人主流在政治價值上的差距。我會問:二三十年來,這差距拉近了麼?

一國兩制基本構想上着眼的「兩制」差異,最初當然是經濟性的(「兩制」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中國內地和香港最大的差異在經濟制度、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上,而原有法制、司法獨立和法治、各種人權和自由,是香港經濟制度重要的政治配件。在一國兩制原構想下,這些政治價值和制度上的差異,都可以在民族主義(「一國」)的大前提下包容。

「50年不變」的假設是,香港的生產力和制度都較先進,但假以時日中國內地在經濟發展、生產力和生活水平會追近香港,差異會因而拉近,可能50年後不需要再一國兩制。這個分析方法,當然是「很馬克思主義式」的。

網絡社會來臨和新身分政治興起

但人類是很難預測社會的長遠變化的。近二三十年世界社會的最大變化之一,用Castells的說法,是網絡社會的來臨和新的身分政治的興起。經濟變遷如後工業化、全球化和網絡力量,加上冷戰結束,令世界各地人民找尋新的身分,令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影響力下降、人民追求自主自由參與、抵抗父權,各種身分政治的運動應運而生(包括環保、性小眾、各種地域自主的運動等,當然也有向宗教原教旨主義和排外族群主義進發的)。

香港人尤其年輕一代緊貼全球化的趨勢,隨着踏進後現代和網絡社會,走向崇尚自由、自治、自主、後物質主義和平等價值,思考新的身分認同,認同各種後現代的運動,是自然不過的事。

世上不少先進國家面對網絡社會和新身分運動的挑戰,走向權力下放、尊重及回應地方自治的訴求、領導層年輕化、快速回應民意、加強施政的問責性;對各種後現代的運動訴求,例如環保和同性婚姻,也要加倍重視和積極回應。

但我們看中國官員對香港的話語和其盛載的價值,到了2017年卻仍然非常「前現代」。例如經常仍然用冷戰思維看問題:反抗運動都是「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結果。例如香港年輕人的問題是經濟問題、是不能上流和買房子的問題,對策是給更多經濟援助;「人心不回歸」就加強由上而下的教育,再多加些課時或者從幼稚園開始,例如強調國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必要,希望不斷強化國家功能來控制公民社會和民間自主。衡量一國兩制成功的標準永遠是「繁榮」和「安定」,永遠是經濟增長、建設和競爭力,不去問生活在其中的港人是否覺得自由快樂。面對政制民主化的要求,就祭出「國家安全」和「穩定」的大旗。回歸廿年滿街紅旗水馬,滿紙像是工業化初始階段的話語和口號,和香港近年的政治價值走向背道而馳,差距像不止一個世代,真的是「恍如隔世」。

二三十年前,中國政府還會比較虛心地承認香港問題他們不大懂,香港有很多先進的制度特質中國內地需要學習(例如法治、科學管理方法、公務員制度、廉政等等),於是《基本法》會加進不少制度限制,為防止內地影響香港建立一些「防火牆」。今天的中國自居「天朝」,信心滿滿地覺得「中國模式」可以垂範天下,變成了張浚生來教導香港人什麼叫法治、你們不懂管治香港我們來教你。這變成把「中國模式」看成最普遍優越的制度,覺得遠在「天朝國都」的人比香港人更了解香港管治,也不見得有什麼知識根據了。

20年「舟已行矣而劍不行」

10多年前,我就用過《呂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劍」比喻來說香港的政治發展:「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 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故法為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

這本來說的是,如果政治價值已經大變,但政制十多廿年都不變,是沒有能力回應新一代的政治訴求的。二三十年前,香港人還可以接受「安定繁榮」的話語,因為當年政治文化還很保守,殖民地的不民主體制邏輯八九十年代勉強還是可以管治的。20年都沒有與時並進,改革政制來跟上人民價值的轉變,就是「舟已行矣,而劍不行」了。

中國官員連與時並進的欲望也沒有

在2017年的今天看來,這個看法竟然還是太樂觀了。劍墜在水底,通常是不會動的。中港的政治價值鴻溝,卻可能是愈來愈闊。二三十年來中國內地的生產力和發展水平當然是大大追上香港,但政治價值差異卻沒有隨之拉近。當香港人的政治價值已經急速地隨着全球化和進入網絡世代而邁進後現代、後物質和新身分政治,中國官員仍然用一大堆工業化初始的概念看世界看香港,不單政治觀念沒有現代化,連與時並進的欲望也沒有了。河底有暗流,劍好像愈來愈遠了。

延伸閱讀:Manuel Castells, The Power of Identity(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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