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ration 40s – 四十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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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年代就在一個星期裏匆匆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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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筆陣
2018-03-21
蔡子強

上星期本港發生了連串標誌性大事:先是上周日民主派在回歸後立法會補選中首嘗敗績;之後是周三《壹週刊》紙版從此停刊;最後是周五李嘉誠宣布退休。短短一個星期內,本港政治、文化、經濟同時宣告結束了一個年代。這3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其實有着內在連繫的脈絡。

政治、文化、經濟同時結束了一個年代

1979年時任港督麥理浩訪華並見鄧小平,掀開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序幕。最後以英國全面讓步和妥協告終,並於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就在英國部署撤退、中國還未接管的這十多二十年間,舊有以港英勢力為主的政經秩序瀕臨瓦解,而新的以中國勢力為主的政經秩序又未建立,於是無論政治、經濟、文化都出現了一個真空期,讓恍如初生之犢、躍躍欲試的土產力量乘時而起。而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更對這些土產力量起了推波助瀾作用。

常常拿着龍獅旗示威的年輕朋友,有時未免過分天真地把英治時代想像得太過美好,更緬懷八九十年代香港那份活力和自由空氣。其實如果你活得夠長久,就會知道那並非殖民地年代長久的真實,反而只不過是一個舊秩序瓦解、新秩序未建立所釋放出來的空間。

李嘉誠冒起於華資填補英資撤走的大時代

先說經濟。麥理浩訪華後幾個月,香港商界出現了一件劃時代大事,那就是李嘉誠成功收購英資「四大洋行」之一的和黃,象徵本地華資開始敢於挑戰英資老大哥。對港人來說,李無疑代表華人吐氣揚眉,因此在1980年代一些民意調查反映港人普遍視「誠哥」為偶像,甚至因1981年一份洋雜誌的封面,大家從此暱稱李為「超人」。其實李收購和黃背後代表一個大時代的開始,對於這個收購,港英政府不單沒有阻撓,甚至由匯豐出手幫助融資。之後另一「四大洋行」怡和在1983年遷冊,英資撤出香港之勢日益明顯。「四大地產商」逐漸取代「四大洋行」。

當時中國文革剛結束,於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百廢待興自顧不暇,需要從香港引入資金在國內投資,遑論有錢可填補英資撤出留下的真空,於是只有借助本地華資財團穩住香港,李成了當中表表者。舉個例:中方在1985年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港方委員中除了一些老牌愛國資本家如霍英東、安子介之外,非紅色背景的資本家就只有李嘉誠、包玉剛和李國寶。從中可見中方對其器重。

到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國內外交困、外資大舉撤出,此時李卻反其道而行大舉投資內地,雪中送炭,自此進一步得北京器重。李不單在1986及1990年兩次得鄧小平單獨見面的禮遇,之後江澤民在1997、1998、2001年訪港,都下榻在李旗下的海逸酒店,並單獨與李父子共晉早餐;而胡錦濤於2009年出席深圳慶典時也特別與李單獨會面近10分鐘。隨着北京器重,李於香港不單在經濟上,在政治上也呼風喚雨,他支持的董建華和曾蔭權都先後當上特首。

新的大時代是紅色資本取代本地華資

但梁振英是個轉捩點。雖然李公開支持唐英年,但最後北京終究還是揀了梁振英當特首。從此首富與梁不咬弦的傳聞便不絕如縷,至低限度李便一次都沒有公開挺梁,而梁在任內也着力洗脫與地產商「官商勾結」的公眾印象,甚至有本地華資大地產商被捕入獄,震驚商界。另一方面李與北京關係亦大不如前,不單未見習近平與他單獨會面,更發生了2015年新華社旗下「瞭望智庫」一名研究員發表了題為〈別讓李嘉誠跑了〉的文章,批評李在過去20年投資內地獲得財富後「不宜想走就走」。事件引來中港兩地極大迴響,半個月後李更打破沉默發表聲明反駁,直指一些批評他的文章「令人不寒而慄」。從此李是否撤資便久不久會成為城中熱話。

其實李在政治影響力上的從起到跌,與其說是個人因素,不如說是與香港宏觀經濟形勢和實力同步。如果本地華資取代英資是香港一個大時代,那麼另一個大時代就是紅色資本取代本地華資。今天市值最大、股票市場交易最暢旺的再不是「四大地產商」的股票,而是H股、紅籌等紅色資本。試問在這樣的環境下本地華資商人還可以如何有底氣?在政商上又如何有討價還價能力?也只能乖乖接受大國崛起後北京的「以我為主」。

上星期李退休了,很多記者問,他的兒子或其他港人能否成為另一個李嘉誠?我的答案相當悲觀:這無關個人才智,而是因為香港已經由一個大時代進入了另一個大時代,時不予我。

港英還政於民 造就民主派冒起填補政治真空

如果1980年代是英國部署撤出香港的一個大時代,當然不會只在經濟上,也會在政治上。

1982年港英政府開放區議會讓部分議席由直選產生,1984年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討論還政於民,1985年開放立法局讓部分議席由功能組別和間選產生,都是趕在中方勢力進駐前,搶先讓本地政治精英逐步填補港英撤走後留下的政治真空。

但最大衝擊還是來自六四,那是香港史上最大規模一次政治動員,不單有百萬人上街,且不分民主建制、左中右、「藍絲黃絲」,全港幾乎敵愾同仇。在這個環境下催生了支聯會及稍後的民主派組黨,並且乘着港人因六四而對中國及共產政權的恐懼和排斥,讓民主派在往後直選中摧枯拉朽,以至發展出後來所謂「六四黃金比例」,在立法會直選中取得近六成票。

「習權年代」進一步擠壓本地政治空間

但仗賴北京,本地建制派財雄勢大,以時間換取空間逐步建立了龐大選舉機器,技巧亦愈告成熟和得心應手,「六四比例」逐漸被打破。近兩屆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只能獲五成半選票,苦苦支撐、搖搖欲墜。

歷時79天的雨傘運動無功而還,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催谷出破紀錄新高投票率而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又被政府輕易DQ(取消資格),北京對港政策愈來愈「以我為主」,如今更強調「全面管治權」,這都讓很多港人氣餒、心灰意冷。上周日補選的極低投票率,人們都提不起勁出來投票,讓民主派在單議席單票制補選中首嘗敗績。

諷刺的是在補選同一天,人大會議通過修憲刪除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任期限制,開啟了「習續無限」的一個新時代,讓習可以在5年後第二度以至之後第三、第四度不斷連任下去。同是1980年代,取消終身制、反對個人崇拜、支持集體領導等的鄧小平的苦心孤詣,從此付諸東流。

香港自1980年代為民主派和反對人士釋放出來的政治空間和能量,從此可能因「習權年代」來臨、港人心死和認命,而被擠壓得早晚點滴不存。

文化上一元取代多元

最後再談文化。「八九六四」對香港的衝擊不單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正如前述,那是香港史上最大規模一次群眾動員,但結果無情鎮壓讓群眾的投入和熱情落空、讓社會變得鬱結,對權力也變得犬儒和厭惡。於是一種新的批判文化就此誕生,「一刊一報兩支咪」就是在這個年代冒起,而《壹週刊》更是早於《蘋果日報》面世,更締造了全新傳媒文化。那不單是「狗仔隊」,而是反建制、專批判權貴、專揭人瘡疤、專揭露黑暗面,取代以往傳媒的和諧維穩。競爭和影響所及,其他媒體也不能不效法。於是壹傳媒這個「壞孩子」的誕生,旋即顛覆了原本和諧維穩的傳媒生態。而行將撤離的港英政府亦不會插手整治,甚至樂觀其成。

九七後北京逐漸掌控大局,在「入世」後經濟更迅速騰飛。在巨大利益下傳媒逐漸歸隊,更有不少由愛國商人收購。文化上由九七前那短暫10年的百花齊放、百無禁忌,變得禁忌日多、「地雷」處處,由多元變得一元,媒體亦由眾聲喧嘩變成「愛國一言堂」。

《壹週刊》紙版停刊,固然受制於報刊受網絡和社交媒體侵蝕市場的大環境,而老闆在經營上又舉棋不定這些因素所影響;但壹傳媒近年受到巨大政治壓力,不斷被封殺和抽廣告,也是人盡皆知。讓他們由原本全港數一數二最賺錢媒體,印報紙就如印銀紙,變成今天艱苦經營。「壞孩子」《壹週刊》也終於在上周三「入土為安」。

「天朝」秩序終於各自歸位

因此一周內發生3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其實有內在連繫脈絡,代表了曾因政治巨變而騰出的真空,終於被重新填補,「天朝」下的秩序,終於各自歸位。於是紅色資本取代本地華資、建制派取代民主派、一元和一言堂取代多元和眾聲喧嘩,這也就是香港一個年代結束、一個年代開始的宿命。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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