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ration 40s – 四十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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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之苦

信報財經新聞
笑看東瀛
2017-03-25

香睿剛

英國權威學術期刊Nature日前刊出日本特輯Nature Index 2017 Japan,預言日本科研實力在未來十年將大幅下降,在日本社會引起極大迴響。在特輯推出當日,多間日本傳媒爭相報道有關評論,恍如當頭棒喝,一時之間,幾乎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歐的新聞都比下去。

此消彼長

日本社會最緊張的是,發達國家的認同;同樣言論,假如是在中國、韓國或其他亞洲傳媒發放,日本人可能不屑一顧;但既然是英國的Nature所言,日本傳媒就不得不報道了。

Nature Index 2017 Japan作者們對日本科研前途感悲觀的最大原因,是日本政府對科研的投資自2001年起便一直徘徊不前;多年來,日本政府每年的科研預算均為3.4萬億日圓左右,金額雖然可觀,但卻絲毫沒有增加跡象。相比之下,中國及韓國的科研預算正在不斷上升,直接威脅日本作為科研大國的地位。在過去5年,由日本研究員撰寫的學術文章數量共下跌了8.3%,而中國的則上升了47.7%;此消彼長,日本科研的未來實在不容樂觀。

當然,Nature Index 2017 Japan所說的是未來的事,會不會發生,並沒有人知道;近年,日本出產不少諾貝爾獎得主,中韓則只有看的份兒,反映日本的科研實力,仍是在世界前列。

日本政府一方面說要大力扶持有潛力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另一方面又不願意增加研究經費,為什麼呢?這都是日本經濟停滯不前以及人口老化之過。日本政府每一年的財政預算都是赤字,要「開源節流」,自然不能貿貿然增加科研投資;另一方面,日本人口老化,大大增加了社會福利開支上的負擔,政府能花的錢自然愈來愈少。

政府沒有錢,那向私人機構募捐又是否可行呢?Nature Index 2017 Japan在報告中訪問了京都大學校長山極壽一,但他對此卻不甚樂觀。他說,日本政府對大學捐款並沒有稅務優惠,所以不論個人及商界都沒有向大學捐款的習慣(諷刺的是,日本政府有為捐款給鄉下縣份的個人及企業提供免稅額);每一年日本全國國立大學所收到的捐款只有700億日圓,金額為美國大學所收到的三十分之一,要與他們競爭實在是談何容易!

燒錢苦況

科研是燒錢項目,沒有資本根本就無法發展。美國不少大學擁有非凡科研成就,都是拜大量私人投資所致(看看美國大學的命名獎學金及命名學院名稱就可想而知),若果凡事都要靠政府,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日本政府若像內地大學繼續成長,也許要學學美國,由管理方面開始「鬆綁」,鼓勵企業及個人向大學踴躍捐輸,別凡事都要由公務員決策。港人要求政府有為這、有為那之前,請看看日本大學苦況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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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街頭窮人

信報財經新聞
回眸英倫
2016-07-02

毛羨寧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 上月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批評三藩市東面奧克蘭市(Oakland)是美國最危險城市。對三藩市的治安和社會問題,很難視若無睹。像我入住的酒店在聯合廣場,是遊人集中地,可能也是因為這點,露宿者同樣選擇聚在鬧市。從酒店往市政廳方向走不夠3分鐘,是市內最窮亂的田德龍區(Tenderloin),再過對面一區就是毒癮者和酗酒者圍聚的Mission Street。每天從酒店到Moscone會議中心,露宿者跟上班族身處同一個車站和馬路口,要是露宿者倒臥在地睡覺,上班人士便靠邊站。有些流浪漢坐輪椅,坐在CVS和Walgreens藥妝店門前行乞,所以Market Street大街上不夠十步便有起碼一個露宿者,而且到處是便溺臭味。名店外有患上精神問題的流浪漢怨吼尖叫,有些等汽車開動時衝出馬路,然後嘻嘻大笑。在Westfield購物中心買咖啡、買晚餐,會有人直接問我討錢,店員說每天如是,根本沒法子。我起初感到害怕,離開時卻很同情這個貧富僅一街之隔的地方。

融入社會

剛好教會的退休堂主任牧師和師母來三藩市短住,他們便約我到Delancey Street Restaurant吃晚飯。餐廳像一家高級食府,用玻璃窗形成一個大圓弧,眺望海灣大橋(Bay Bridge),天氣炎熱時可以坐到戶外, 裏面則有雕花松木桌椅和藝術品擺設。餐廳的食譜大都是來自附近居民的家庭菜概念,菜單每天更換,主菜價格低於20美元,但是水準不錯。我們來的時候不過6時半,餐廳已經將近滿座,都是衣着光鮮的中年男女。

牧師說:「這家餐廳是由監獄辦的,從侍者到廚師都是服刑的犯人。」師母點點頭:「表現好的員工可以減刑,讓他們最終融入社會,很有意義。」這裏的員工彬彬有禮,服務專業,沒有人能看出這家餐廳是由一群誤入歧途的人經營。原來德蘭西街基金會(Delancey Street Foundation)不僅設有餐館,還有書店、印刷廠和搬家公司等。創辦人希爾伯特女士(Mimi Silbert)是犯罪學博士,於1991年創建此餐廳為核心項目,希望員工透過為他人服務來改造自己,讓他們知道犯了錯也可改過,因為願意認錯,才是得到原諒與改進的開始。

牧師提起美加版《星島日報》一則報道——〈2/3美國人家庭難拿出千元應急〉,我們認真地討論了一夜。經濟困境、露宿者問題,以至犯罪率都是一環扣一環。無論是誰當上了總統,就要承受責任,不能光是批評,隔岸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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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適合流浪

信報財經新聞
開卷偶拾
2016-07-02

黃思妙

著於1972年,《印度放浪》寫的是作者藤原新也在25歲時第一次背着相機出行時的所見所聞所感。這並非一本街坊尋常的旅行指南,也非私密的旅行隨筆集;他以初出茅廬攝影師的冷峻視角出發,既是客觀觀察,客觀分析;又有可遇不可求的對年輕心靈的撞擊。對幸運的讀者而言,這本書既是一場印度之旅,又是一場時間之旅。而藤原新也絕對是位優質導遊。

夏天是適合流浪的季節。

人生的夏天,二十來歲的時候,也是出走的最佳時機。有些事,這個時候不做,就一輩子再也不會做了。

為了什麼而上路?

為了失敗而回。這是印度之旅15年後的藤原新也給出的答案。

這敗北也着實有趣。他一開始連具體要去哪裏都不知曉,直接在紅堡地上一坐,攤開地圖,問主動圍觀的當地人:去哪裏好呢?在北部山區遭人受騙,夤夜開溜,山中狼狽逃竄。他以謙卑的姿態去理解異國的文化,自認為是頭「來自日本的豬」,試着想「擁有像樹木一樣理解風的能力」;他以同情但絕不居高臨下的筆調去寫「賤民」兒童的生活。受人囑咐要拍一個恒河上天地交融的場景,好不容易見到時卻只顧衷心贊嘆,快門卻一次也沒按。自問:「總是準備好退路始終忙着將生命現場轉化為繪畫或文字的旅人,還稱得上是放浪嗎?」在只以當下生命為一切的印度人面前,舉着相機的他自覺屈辱失去尊嚴。因為「印度是一個立刻可以看穿你虛偽作假的地方」。

觸動心靈之遇

既然是在旅行,在印度,當然會發生一些奇妙的觸動心靈深處,顛覆狹隘想像的際遇。在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沙漠裏躲避沙塵暴時,偶然發現300年前的無名畫師留下的滿屋斑駁壁畫所帶來的感動;稀裏糊塗到了個美得讓人屏息的湖,又稀裏糊塗在一大清早上了兩個當地人的艦板去打野鴨所引發的,關於人與自然之間奇妙互動的思考;上路3個月,穿壞了拖鞋赤足行走的他在大太陽底下遇見了另一個赤足行走的人。「那種亮閃閃的健康氣息」把作者徹底折服了。是一位拋棄家庭拋棄一切牽掛的遊行僧。他向作者打招呼,然後用木棒在沙地上歪歪扭扭地寫下:WHAT YOUR NAME?花了藤原新也15分鐘才好不容易辨認出這文法錯誤的英文。他寫下自己的名字。那遊行僧「整張臉都笑開了」, 然後就起身,道別,離開。留下錯愕的藤原新也在原地,好一會兒功夫才反應過來,原地一跳一跳地大聲喊叫起來:WHAT YOUR NAME?

當然旅行太久也有倦怠灰黯時,有可笑可憐滑稽不堪自嘲的時候。獨步行走在烈日下,心裏竟然渴求的是冒着陣陣涼氣凝結着水珠的可口可樂。然後惘然地心想:說不定這就是死神啊。

描繪火車亂景

作為一個好的遊記作者,必須對所遇所見,不論好壞善惡,既可以主動參與其中,又能夠客觀抽離出來做記錄。藤原新也就是這樣的一位好作家。1969年做第一次印度之旅時,年方25歲的他尚不是職業攝影師,不過是聽從友人建議,說拍些照片來賣可以換些旅費,才第一次開始學用相機;然而其從攝影師角度的冷靜旁觀及忠實紀錄,着實讓人拍手稱快。用他本人的話說,「不拘善惡,一切都是美好的。我凝視這一切,捕捉當下的實相,並且讓這一切原原本本地映照在我身上。」著名的印度火車混亂場景在他筆下猶如一場戰爭。他要找搬運伙夫來幫忙搶位,怎麼找呢?年輕,無畏,孔武有力,有判斷力,勇氣,經驗——「最重要的是,對工作有榮譽感。」接着發生的猶如電影場景般栩栩如生,又如詩篇般優美簡潔:「我在這樣的時刻,目睹一個人如何展現他生存的手段。」「他的身軀昂然挺立在眾人之上,宛如一位躍上黑色脫韁野馬的騎士,從容指揮他的坐騎朝前奔馳。列車終於在發出刺耳的煞車聲後慢慢停了下來時,你甚至會有一種錯覺,好像這也是他巧妙操縱的結果。」搬運夫的果決與矯健令人驚嘆,作者敏銳的觀察力與用語的準確到位亦令人稱快。類似於此的小片段在本書中俯拾即是。譬如河裏的死屍橋上的看客,關於印度文化,種姓的探討;從小的生活細節如對排泄,進食習慣,到對大的生命輪廓如火葬,印度教等種種的觀察。

旅行是——悲慘的。辛辣的。神聖的。超乎想像的愚劣不堪。充滿滑稽的本質。這些作者給出的定義從何而來?他通過這本書來講述他肉體所經歷的一切——這片土地要求你我以堪憐的肉身來順應一切的矛盾。「每一次踏上旅途,我總是更加清楚看見自己,以及多年來自己所熟悉的世界之虛偽。」

出走是認識自己,逃離被構造被熟悉以至於成自然的「虛偽」的必須。但出走不一定是背包上路到某個陌生的地方流浪。出走可以是開始一份心所嚮往的新工作,搬到一個新的地方住,和另外一個人一起生活。和過去鄭重道別,開始新的冒險。

打點行裝,重新上路。

撰文 : 黃思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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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女權低落

信報財經新聞
回眸英倫
2016-05-07

毛羨寧

這個月在基督教教會繼續學習伊斯蘭教文化和教義,兩位導師講解得更加深入,開始涉獵到常見的阿拉伯語,例如「bin」是指某人的「兒子」,所以拉登(Osama Bin Laden),其實是「Osama, son of Laden」。合起第二課教授女性在伊斯蘭教的地位,令我想起10年前在牛津大學學生會聽拉登嫂嫂Carmen Bin Laden演講。那時她出版自傳The Veiled Kingdom,寫自己在阿拉伯和拉登家族生活的日子,以及女性在阿拉伯世界所處的卑微地位—— 當地婦女全身要披上布紗、不能離家外出,除了丈夫和父親,不能與異性交談。因為女性Hormah這個稱呼,是從阿拉伯話Haram延伸出來,意指罪。

以宗教為名

今天資訊科技發達,而許多中東難民因戰亂逃離了家園。當穆斯林女性進入到男女平等、民主自由的社會,她們還怎會信奉伊斯蘭教,怎會甘願作次等的奴婢?卡門就代表了新一類中東人:她有一半瑞士和一半波斯人血統,出生於瑞士洛桑湖區,1974年與Yeslam Bin Laden結婚——他就是Osama同父異母的兄長,婚禮後第二天同往美國加州留學。當卡門隨夫回阿拉伯的時候,年輕的Osama已經秘密提供武器給阿富汗的革命團體,來反抗蘇聯軍隊在當地的佔領。對阿富汗人民來說,當年Osama是他們的英雄,幫助巴基斯坦設立軍事醫院及基地,建造用來藏匿的地洞,進口槍械和挖鑽隧道的重型機器,並引入阿拉伯的僱傭兵。拉登家族有源源不絕的金錢資助,加上Osama對軍事策略有一份執迷和投入,難怪他在1994年流亡後,仍然有很多支持者。

卡門演講會的前幾天,荷蘭剛發生了一宗謀殺案,被謀殺的電影導演Theo van Gogh在阿姆斯特丹拍了一齣描述回教女性受凌辱和虐待的電視電影,名為Submission,怎料電影上演了不到3個月,他便被回教極端分子謀殺。他們還用刀在屍體上插着恐嚇信,警告那些要維護回教女權的人不得再公開批評回教。德國時事雜誌Der Spiegel專題文章〈真神阿拉那些無權利的女兒——在德國的回教婦女〉(Allahs rechtlose Töchter – Muslimische Frauen in Deutschland),德國電視台DW-TV報道也比英國詳盡。那時我以為中東政治離我們很遠,只覺得根深柢固的宗教教條和殘暴行為,不單會發生在回教國家;歷代不少戰爭和欺壓,都是以宗教為名。現在我見課堂氣氛嚴肅,男士特別沉默不語。我想,封閉社會,有時候是由人的集體思想和無形規矩造成,眼前有再廣闊的天空,也好像看不到,衝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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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多情人不老

信報財經新聞
回眸英倫
2016-04-30

毛羨寧

讀畢《周有光百年口述》, 覺得作者自敍,反而不夠陳光中先生在《走讀周有光》中記錄重點奇事有趣,尤其是有關周有光與張允和之間的愛情。「我跟她從做朋友到戀愛到結婚,可以說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蘇州,我到上海讀書,她後來也到上海讀書。後來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發展,不是像現在『衝擊式』的戀愛,我們是『流水式』的戀愛,不是大風大浪的戀愛。」周有光只寫了一章來交代。

胡適做媒人

我想起從前在大學發展部工作,有不少慈善家經常在上層社交圈子露面,所以上司要我們習慣看高級時尚生活雜誌《Tatler》,熟悉他們的臉孔。哪位名媛淑女跟年輕才俊結婚,雜誌沒有多加解釋,只要證明門當戶對便成,結果我看了幾年也分不清他們是誰。「匹配」應該要有故事、有經歷:1925年,周有光在上海光華大學念書,時常回蘇州小住,他妹妹在張允和父親張武齡開辦的樂益女子中學讀書,和張允和是同學,張允和便經常到周家玩。周有光大學畢業不久,張允和與張兆和姐妹兩人離開了蘇州到上海就讀中國公學。中國公學的校長就是胡適,其中一位教授就是沈從文。原來著名文學家胡適也忙着做媒人,撮合了張允和跟周有光,她三妹張兆和與沈從文!談婚論嫁的時候,周有光曾經卻步,給張允和寫信說:「我很窮,恐怕不能給你幸福。」性格爽直的張允和馬上回了一封寫滿十幾頁的信說:「幸福不是你給我的,是要我們一起創造的。」

其實親歷過國內外戰爭、逃難、文化大革命、喪女之痛,他們的愛怎會單純是「流水式」 ?只是互相的尊重和欣賞已經昇華,不用常在一起仍然兩心相繫(周有光在重慶農本局工作時經常出差,張允和亦曾獨自往成都擔任教師)。「我跟她交朋友時,夏天請她到上海聽貝多芬的交響樂,在法租界的法國花園,一個人一個躺椅,躺着聽,很貴,兩個銀元一張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結了婚,她聽中國音樂我去參加,我聽西洋音樂她去參加。」生活情趣也能互相配合。他們晚年合出了散文集《多情人不老》,書名取自張允和贈俞平伯夫人的詩句「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既可讀成「多情人,不老」,也可念作「多情,人不老」,真妙!